中国古代理财浅析中国特色金融行业的文化建设

作者：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产业研究部副总裁 张明卓 我国金融业需要与之特色相匹配的文化内核 中国早在五千年前便已经开启了货币金融的先河，是人类史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而在过去的一千年时间里，中国在货币金融领域更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早已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华夏工商文明和发展需要的传统金融思想、理论和行为。中国的金融古文明以“民本”为核心，在设计和搭建货币金融政策的时候统筹考量了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就此，远古先贤便已提出了货币数量论（先秦）、货币国定论（明于唐、定于元）、纸币理论（宋代），其时间节点远早于海外同类理论和实践的记载。 古代中国的金融文化也在一系列中式话语体系的伦理表达上有所具化，如“义利观”、“均安论”、“轻重论”和“子母相权论”等一脉相承，形成了家、国、天下道德理想框架中的金融行为准则。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的一些核心价值观，如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和守正创新等，都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和金融思想中寻根溯源。这些思想和价值观不仅塑造了中国独特的草根金融观念和习俗体系，也为国人，特别是为海外华人在客居他乡的金融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提供了理论根脉。 西方现代金融理论曾为当代中国金融学科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支点，但也伴生了风险。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国开始系统地引进和学习西方的金融理论和实践。西方金融理论的引入丰富了中国的金融教育和研究内容，在培养了金融专业人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内生性附带了西方社会的价值理念，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对自由主义、资本至上、收益优先等的过度追求。西式金融价值观的植入使我国金融业在认知层面上出现了偏差，其中较为典型的伦理表达包括了“例外论”、“精英论”、“特殊论”等。发达国家多年来放任资本逐利、资本至上导致并加剧了两极分化与社会割裂，并为经济金融危机的到来埋下了伏笔；再反观国内，近些年来暴露的一系列金融风险也是一些金融机构或组织脱实向虚、急功近利、肆意妄为和资本抽逃埋下的风险根源。 同样地，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全面接轨国际金融体系后频遭收割窘境。他们出于对西式繁荣的美好向往尽快与国际接轨并过分依赖西方现代金融体系，也包括了所植入的西式金融价值观，而未体察自身的禀赋差异和发展需要并要做出的取舍和优化，导致国民经济长期陷入金融治理失效、市场失灵、通胀失控的局面。如果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西方在货币锚定能源、全球铸币税、国际清算垄断等金融/贸易要素的特权逐利、锋芒逼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前金融强国的精神气质，则中国所要建设的金融强国则更是基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两个结合”的观念、理论和实践基础。 将中国的资本之水引上正道、划清底线。有了厚植于华夏五千年金融文明根脉之上、更具大国气度和正义高度的中国特色金融伦理标准，就可以、也有必要构筑承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行业文化山河，以“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来实现对西方金融理论所“夹带”的价值观进行梳理和纠偏。规避金融价值观风险，强调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要让金融法治定义行业的下限，让金融道德指引行业的上限。 优良的文化机理需要复杂而漫长的发育过程 宏观上，行业文化是绵延不断的中华文化中的一种亚文化，它既有文化的特征又具有行业多元性与专业性，学界至今还未对行业文化有着明确的定义。中国的金融文化是在金融行业长期的生存发展中生根发芽并日趋稳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并被行业成员普遍认同与接受的精神共识。一般而言，行业文化包括了业内的基本信念、价值标准、行为规范、道德准则、行业风俗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业机构经营意识、经营指导思想、经营战略等。 微观上，金融行业中各机构的从业人员在个性、气质、文化修养和社会背景等方面天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身在不同机构之中的他们所处的职业细分环境也各具特色、个性多元。因此，金融行业文化的形成与重塑需要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行业教育和行业成员长期积累的经验以及精神认同交织、共同发挥作用，最终塑造出金融业独特的行业文化。而对既有文化中不良成分的纠偏与文化认知层次的升华，就会像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那样矛盾、挑战和机遇并存。 具体来说，金融行业新文化的体现需要以实体内容为载体。该内容的具体表现可以从两个维度把握，即物理实体，例如：行业机构内饰布局、行业机构形象、行业成员着装等，以及精神实体，例如：行业成员集体认同的行为准则等。金融行业各机构的物理与精神风貌汇集就决定了行业文化的走向：高端制造业的物理与精神风貌必然与娱乐影视业的风格迥异；金融业的风格也同样具有它的特定行业识别度。 行业文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同时也有优劣之分。它涉及价值观念、道德自律、伦理他律以及行为规范，由内在的价值理念和外在的行为规范两大驱动内核构成。因此，行业文化不仅反映了对企业整体运营策略及其员工执业行为的信赖与期望，而且也体现了企业员工对自身职责的自觉约束和自我管理。它的落地既不能脱离对行业实际经营活动或者其成员机构实际展业状态的审视、空泛地谈论行业文化，也不能基于金融机构眼前短期的经营目标或者其员工的阶段性表现来概括和提炼。 优质行业文化的样式，既需要有助于实现成员机构自身和社会经济价值的最大化，又需要有助于实现机构员工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同时还具有家国天下的公益属性；而劣质的行业文化则既有损于成员机构的价值，又无助于机构员工个人价值的实现，同时还有可能外溢、产生负面的社会与公共影响。就此，行业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去改造劣质文化，培育优质文化，使之成为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 发现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精神谱系和方向感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需要自己的精神谱系。新中国的文化体制是十分讲求精神力量的体系，执政视角的精神谱系从行业看，航天、航海、农垦、钢铁、铁路等行业均有充满使命感的精神谱系，如载人航天精神、载人深潜精神、北斗精神、探月精神、农垦精神、铁人精神、青藏铁路精神等。但在当下，金融行业还未形成这个层次的图谱元素，而金融精神必然将会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凝练而来。 梳理与新中国有关的金融近代史我们会发现：尽管金融业曾经涌现了一批代表性人物，例如红色金融奠基人高捷成、“窑洞银行”朱理治、红色金融先锋毛啸岑、央行元勋南汉宸、金融战神陈云等，但金融行业还没有在精神谱系中谋得一席之地。新中国金融辅佐了我国政权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体现着精神谱系中普遍蕴含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和改革创新的内在气质，接下来就要从金融业的价值取向、立场、担当、角色、任务融汇而成的顶层架构中汲取精神谱系和力量，将之转化为金融文化的精神内核。 价值取向与立场上，202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并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原则。会议要求必须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进而在这一理念基础上提出了“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并指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金融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资源枢纽”，在融入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应有所担当、不断开创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的新局面。 担当和角色上，在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和“五篇大文章”的基调之上，进一步引申出金融业未来应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作为目标，将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将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将提升金融队伍的纯洁性、专业性、战斗力作为支撑，将全面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作为重点，将坚持稳中求进作为基调，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底线，形成了金融业角色和任务的顶层架构。 文化理论基础上，马克思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化之间的矛盾，在金融资本发展的初级阶段便已经洞悉到了资本主义价值观存在着不劳而获的空想，放在当下的表述便是“脱实向虚”、“唯利是图”、“唯我独尊”。从国际视角来看，资本的无序追逐利润和社会对资本的过度崇拜不仅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还转嫁和触发着经济与金融危机的风险。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本质与中国传统金融价值观中的“民本”特征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 金融文化的建设更要防范金融虚无主义的干扰。国内的金融虚无主义是虚无主义在金融业认知层面的表现，典型的形态包括：虚无金融信仰——混乱意识形态，瓦解精神支柱；虚无金融原则——以空喊口号代替实际行动，淡化金融的正义担当；虚无金融惯例——肆意违规逾矩，践踏金融法规；虚无政府的领导——否定政府的领导，弱化公共保障；虚无人民主体——损害人民利益，消解国家与社会根基。行业定力和价值观被虚无化，进而将注意力过多地倾注在结果导向、背景导向，使用舞弊、造假、加杠杆、风险错配等手段获取短期利益、积累长远风险。 对照西方式的“财团”和“家办”等金融巨擘，中国以“国办金融”为主的业态，面临全球铸币税的掣肘，同时也决定了中国特色金融的行业构成与文化差异性。作为后发国家，中国长期借鉴着发达国家的理论与惯例，但也要避免邯郸学步人云亦云、淡忘自己的发展初心而错失良机；有必要在保持大国崛起定力的同时守道有为，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并在必要时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应对。只有行业对金融虚无主义产生了免疫，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金融业也需要形成服务于“金融强国”这一战略使命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在法治之外补上了德治的短板，但当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更多是向内，而金融强国不仅向内，其战略视野更要向外。因此有必要在践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同时，以“大国襟怀”的气质及格局扩展和深化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融合协调。这就需要金融文化在国内市场做好“五篇大文章”的担当之上进一步实现它的国际开放包容性、在海外市场环境的适应性、培养境外人才的专业性和大国金融正能量的传播性，让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独树一帜、有口皆碑。 从文化口号到文化认同，全面提升中国特色金融观 文化口号与认同上，选择文化口号是金融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它能够直击观念层——一国文化的顶层架构；因此一方面要体现行业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还要具有行业独特性。金融文化口号不仅是语言的表达，更是金融文化的载体和传播者；具有塑造行业形象、提高行业凝聚力、营造行业氛围、激发情感共鸣以及促进官方/民间沟通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但还需注意，文化口号的形成和传播成本低，而实现行业面的文化认同却代价高、过程复杂而漫长。出于投入产出比的考虑，行业内的成员机构往往更倾向于口号的形成与传播，而考虑到人力物力成本因素、教育引导难度和时间成本因素，在短期内看不到实质效益的情况下在文化认同方面所投入的资源必然有限。 欲提升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行业认同感，就要落实到业内各机构的金融从业人员。尤其是管理层的机构组织能力、工作气氛营造水平以及他们的日常言行往往决定了机构和行业文化的走向。积极的工作氛围来自于健康的企业文化，使员工保持正向的工作面貌和态度。充满正能量的工作环境有助于提高员工适应新职位的能力，增强他们对公平待遇的认识以及感受到企业的激励措施。在开放和强调团队精神的机构文化中，新员工能够迅速融入并感到自己是团队的一部分。此外，管理层如何对待下属也会影响员工对公平的看法。因此，注重人本的机构文化更能增强员工的公平感和对机构文化的认同度，再放大到行业层面使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更容易得到执业人员的认同。 文化认同需要行业文化与业内成员的意识形态、社会心理高度一致。意识形态受思维能力、环境、信息、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进而体现为群体对政治、法律、道德、艺术、科学、宗教和哲学等的认知和接受。社会心理则更具有方向性，是对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审美情趣进行评估和决策的思维定式。因此，欲取得文化认同，就有必要在制度上对成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在观念上让成员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回归本位。 其中：确立清晰的行业目标至关重要，因为只有明确了发展目标，才能为行业提供明确的价值导向和前进方向；规范行业规范与标准，制定并执行与行业目标和价值观相一致的规章制度，注重这些规章制度的培训和宣传以推动行业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的融合发展；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新理念，强调行业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注重企业的社会效益；在思想建设方面，工作应贴近成员，贴近成员的思想建设可以增强归属感和认同感，提升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育成职业素养和道德情操。 正如前文所述，良好的行业文化能够为成员提供巨大的精神激励，反之也亦然：精神激励也是提高文化认同与行业表现的重要手段。强大的精神激励来自多个维度的正向反馈，例如领导者自身的行为示范、团队建设与共同成就、鼓励创新并容错的文化氛围、公平的监管与发展路径、赋予责任与信任和公开认可与表扬等；而负反馈的实施则主要针对给行业造成精神损耗的负面行为，甚至是对精神损耗负资产的果断切割。精神激励可以有效消除员工的消极思想，使员工为自己内心的想法和目标工作，如果说组织环境是影响成员表现的外部因素，那么精神激励就是影响成员表现的内部因素。 缺失了文化认同的文化口号就有如空中楼阁。没有了行业现实基础和成员认同感的金融文化必然会暴露出空洞化风险，让金融虚无主义趁虚而入，甚至是先入为主，使金融行业文化沦于表面光鲜的行业包装。这对国民经济所造成的危害，日常而言会是对国民财产和行业信心的持续消耗，是对国民经济的慢性透支；累积而言这种危害的爆发或将引起海啸，甚至会造成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遭遇的动荡魔咒。 微观借鉴与宏观战略相结合，培育中国金融新文化 中国特色现代化社会主义金融文化作为业界新命题开创了人类金融史的先河，在世界范围恐也难以找到足以对标的理想样板，而从企业和机构的微观层面或许可以捕捉点滴灵感和启发，将之作为行业文化建设与传播的参考。放眼全球，或许两个教科书级的企业文化体系可以拿来借鉴，一个是来自东方的华为，另一个则来自西方的桥水；前者的文化深度融合了大国崛起战略，后者是成熟市场金融管理的典范。 一直以来华为文化广受各界关注和研究，其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的企业文化，以及强调包括实现顾客的梦想继而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的“华为追求”（第一条）、爱祖国爱人民的“华为精神”（第四条）、产业报国科教兴国的“社会责任”（第七条）等的核心价值观，都成为了其他企业效仿和学习的榜样。《华为基本法》不是华为与生俱来的，而是为应对企业飞速成长和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巨大挑战，在经过广泛吸收国内外优秀管理经验，并邀请来自多个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最终基于内部共识而形成的，且是在后期持续精进的纲领性文件。 华为通过《华为基本法》建立起了以人为本、全员共有、组织共治、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公司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企业领导层专注于提升领导力，各层级管理者致力于提高执行力，普通员工则全力以赴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各级干部的任职资格标准和每一位岗位员工的职业生涯发展路径都有公正、合理且透明的制度保障。这正是华为强大核心竞争力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 《原则》一书是桥水基金的创始人瑞·达利欧根据其金融事业，特别是对冲基金业务长达半个世纪的经验总结。此前这些原则作为桥水基金的“基本法”从未对外分享。但在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桥水因对危机的预判和危机中的优异表现，使这些内部原则备受业界关注但又被媒体夸大扭曲，达利欧为避免误读和更准确的传播而出版了《原则》一书。《原则》一书包括了三个章节，企业文化的原则论述在该书的核心章节“工作原则”中被放在了第一位，足以说明企业文化在桥水管理学中的重要地位；而“工作原则”一章的剩余篇幅则仍是在讨论与企业文化紧密相关的选人、培训、考评和体制机制建设的问题。 《原则》将机构比喻做一部机器，主要包括“文化”和“人”两组部件，桥水的企业文化特色主要包括了创意择优，通过极度求真和极度透明，努力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进而实现与时俱进，让机构的运转结果不断接近目标。达利欧制定了桥水运转的五步流程，并称之为“反馈环”以应对快速变化的世界，避免机构在惯性思维和“舒适圈”的安逸中遭遇失败的命运——例如，在《原则》出版时，桥水初创当年风光无限的30个美国顶级上市企业仅剩下6家。桥水的管理原则是对企业文化毛细层面行为方式和价值观的实践和解读，从金融文化的法度层面清除杂质去伪存真，使机构能够像精密仪器那样产出超额价值。 无论是华为还是桥水，企业文化的塑造成形都与各自的轨迹、目标和信念紧密结合；当今文化强国语境下金融行业的特色文化同样应该有着明确的成因、目标、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而这一切已经日益清晰：中央政治局于2024年10月展开文化强国集体学习再次强调，“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未来，我国将围绕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不断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心概念和表达，形成更高国际接受度的传播话语体系。在议题设置能力上也将及时、准确、有效地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澄清事实真相，维护国家形象。当前愈发清朗和舒适的舆论形势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缔造了理想的时空环境，它的顶层架构也必须围绕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设定相应的观念顶层和制度基层，正本清源、守正创新，培育和传承具有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新金融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 参考文献： [1]陈涛.理解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基于文化主体性的五重向度[J].清华金融评论，2024（130） [2]王治.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政建设的融合发展[J].中外企业文化，2024（3）：154-156 [3]李德荃.优质企业文化的内涵及其培育路径[J].山东国资，2023（3）：86-87 [4]人民日报.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提供强大支撑[N].人民日报，2424-4-26（10） [5]李光凤.企业文化的形成与管理[J].化工管理，2023（2）：4-6 [6]曹大丽.企业文化认同与员工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J].中外企业家，2019（34）：99 [7]丁新改，田芝健.党内政治虚无主义：现实成因、基本样态及其纠错理路[J].思想教育研究，2019（8） [8]RAY DALIO.原则[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278-388 校对：刘榕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