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 论文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9年第6期 基于空间视角的城市公共图书馆社会学分析 廉志强 摘要：对城市公共图书馆进行空间社会学分析，可以拓展图书馆社会学空间研究论域。根据列斐伏尔的空间社会学理论和图书馆史以及经验性材料，城市公共图书馆在数字化时代呈现出生产性空间、教育和消遣空间、流动性网络空间三种空间形态的交织共存。尽管公共图书馆有着当代流动空间的新空间形态性质，但其仍处于一个与总体性空间和局部性空间相互作用、相互冲突的平行层次，当代公共图书馆在一个三重层次的冲突体中发生着新时代的变迁与变革。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空间社会学；列斐伏尔；人文图书馆学 一、图书馆社会学与空间社会学 （一）21世纪以来的中国图书馆社会学及空间研究 图书馆学诞生于图书馆出现之后的机构业务实践，由于这一发生性起源，图书馆学有着与一般社会科学不同的属性，这种属性表现在它与哲学的关系上。一般社会科学是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的，而图书馆学是从实践活动中生成的。一般社会科学天生所带有的对世界或人的关怀和思考，在图书馆学的发生过程中是找不到的。相对应的是，图书馆学天生带有对基于图书馆本身的实践活动的反思性。这种“亲实践性”构成了图书馆学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封闭性或对外依赖性，这从美国图书馆学20世纪40年代后期之后的发展问题可窥一斑：“随着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学研究生院’的教育模式定型化了以后……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交流实际上已经逐渐地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强烈的‘自我认同’的独立意识……逐渐把图书馆学研究的大门关闭起来”[1]。黄纯元教授对此评论道，“当我们把图书馆现象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作为我们研究对象时，我们学科本身的理论显然是很单薄的。如果我们不学习和引入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的话，不和现代社会科学同步发展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对图书馆现象进行有效的说明、解释和批准，结果只能停留在牵强附会、似是而非、表面化等低水平上。” [1]这是芝加哥学派留给我们的启示。而对于社会科学应用来说，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有助于我们将图书馆放置在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深入认识其结构形态、社会互动和发展规律。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可以追溯到早期芝加哥大学，当时的图书馆学教授大多对图书馆作为社会机构的一面青睐有加，以至于芝加哥学派也被称为图书馆社会学派（School of Library Sociology）[2]。1954年，德国图书馆学家卡尔施泰特在专著《图书馆社会学研究》中首次使用了“图书馆社会学”一词，此后这一新的学科研究视角得到持续发展[3]。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图书馆学与社会学的学科融合、交叉成为图书馆学界关注与研究的重要方向。根据北京大学张歌的综述，国内图书馆社会学已有的研究成果，除对早期西方图书馆学学者（如芝加哥学派、卡尔施泰特、兰德赫尔和阮冈纳赞等）相关理论的介绍和讨论，以及对于图书馆社会学概念、研究意义、研究对象及内容等基本理论的探讨之外，2000年以来国内图书馆社会学研究中还出现了一批根据社会学理论对图书馆的社会性质、社会功能、社会现象加以研究的成果[4]。 其中，肖希明2011年讨论了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存在方式，主要强调了图书馆的文化服务属性，指出文化服务是图书馆存在的价值理性，但相对于存储和传播知识的工具理性受到了长期忽视，然而这却是信息时代图书馆生存和蓬勃发展的关键所在，值得我们反思和回归[5]。许凌艳以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对图书馆的社会角色进行了分析，根据社会学理论对图书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示[6]。李伟从社会化角度讨论图书馆的教育职能，指出图书馆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图书馆应当从提升馆员的社会化程度入手强化其教育职能[7]。王子舟2014年对将民族志方法引入图书馆学研究进行了详细探讨，丰富了图书馆学方法论，有助于学科研究的深化，也对图书馆学跨学科研究提出了呼吁[8]。俞传正运用理性、现代性、麦当劳化等概念对自助图书馆的本质、模式和未来发展等问题进行了透视，体现出社会学概念对于分析图书馆相关社会现象的必要性和有效性[9]。蒋萍萍从社会化和文化交流的角度对公共书屋进行了分析，将公共书屋这一社会现象放在图书馆学之外的学科视角中加以考察，丰富了对图书馆相关社会现象的理解[10]。朗玉林使用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对全民阅读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全民阅读的未来发展应关注早期教育、加强资本保障、构建文化产业责任体系和生态发展体系、注重社会制度和法律保障、发挥制度引导功能等建议[11]。刘涛使用经济社会学的资本理论分析了图书馆信用服务问题，指出信用作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图书馆服务的不同作用，其对社会学理论的应用有效解释了图书馆信用服务的政治和社会逻辑[12]。张萌萌从社会学视角对澳大利亚Cassowary Coast数字图书馆进行了研究，对数字图书馆的管理模式提出了有益的启示[13]。孟艳芳以社会学理论和视角探究了公共图书馆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尝试把握公共图书馆发展动力机制的结构性因素[14]。凌一鸣将图书馆史放入知识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对知识社会学和图书馆史都进行了极具启发性的创新性探讨[15]。张军华借用组织社会学理论对政府购买图书馆服务带来的公共图书馆制度的变迁及其所隐含的逻辑进行了分析讨论[16]。 从上述图书馆社会学或图书馆学研究与社会学理论的结合成果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认识，其一，社会学理论或概念的参与能有效帮助我们深化或丰富对图书馆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其二，当前图书馆学对社会学理论或方法的应用还有局限性，两方面领域的结合还比较表面化，所得出的研究结论还没有形成图书馆社会学自己的特色。 除却社会学视角，空间研究也是图书馆学领域自2009年以来持续关注的一个研究主题。自2009年国际图联以“作为第三空间的公共图书馆”为主题召开年会之后，信息共享空间、第三空间、公共空间等概念均受到了学界比较多的关注[17]。2018年，谢姝琳对国内图书馆空间研究的脉络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总结出图书馆学空间研究舶自境外、学科交叉、以人为本和空间多元的特点，并指出如何厘清图书馆空间的论域，如何彰显本土特色的理论构建，如何拓展空间而不忘图书馆“初心”，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18]。针对图书馆学空间研究的论域问题，段小虎等人在2013年提出了超越传统二元空间思维引入后现代“空间转向”思潮，以“第三空间”的态度来理解图书馆、拓展图书馆空间论域、重新界定图书馆空间的逻辑边界[19]。本文延续段小虎的空间研究路径，希望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空间社会学，尤其是列斐伏尔的相关概念和理论体系，对城市公共图书馆的存在和发展现象做出一种空间社会学的解释，以深化我们对公共图书馆的认知，也为进一步廓清图书馆社会学学术理路做出尝试。 （二）空间社会学：列斐伏尔及其体系 空间社会学是社会学领域方兴未艾的理论分支，自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以来有效突破了传统社会学和哲学研究中对空间问题的无视，开拓了观照社会运行的新思路和叙述方式，使社会学理论和人类自我认知得以持续深化。 亨利·列斐伏尔 在列斐伏尔以前，空间长期被哲学、社会学所忽视，并非忽视其存在，而是将其视为单纯的容器，缺乏对其社会意义的挖掘。典型的观点来自康德，将空间视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先验直观形式[20]。列斐伏尔则第一次将空间带入到社会分析中来，这不仅仅是其本人的理论发现，更是其所属时代的特殊理论产物，与其同时代的福柯也发现了空间所具有的特别意义。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兴趣首先来自于他早年对于日常生活的批判。作为一位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列斐伏尔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认为人的异化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这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技术对于日常生活的入侵；其次是休闲和劳动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曾经休闲被视为劳动之后的放松，但现在的休闲一方面被当作商品来消费，另一方面变为生产活动的一个环节，笼罩在生产的阴影之下；第三是现代日常生活的矛盾中心开始从物质生活转向精神生活，即尽管物质充裕，但精神生活却是空虚惨淡[21]。总的来说，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外部商品或产品为目的，却无法将其与自身的生命联系起来。在这种异化的状态下，人们生命的内在能量得不到施展和发泄，但正是这种生命的内在能量让这种异化状态蕴含着革命的可能性。革命即是革这种异化日常生活的命，而列斐伏尔后继转向的城市和空间研究就是其提出的革命路径，正如其名言所宣称的，“‘改变生活！’‘改变社会！’如果没有生产合理的空间，那么这些准则就毫无意义”[22](59)。在这种异化的生存状态之上，对应着一种“异化”的空间状态，我们也可以说，正是这种异化的社会空间，生产着异化的日常生活，也被异化的日常生活所生产。这种“异化”的空间被列斐伏尔定义为一种抽象的空间，有着自身的历史来源。最初的人类社会空间是绝对空间，与身体关联在一起，关联着人类的实质理性，是直接感知的空间，也就是表征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22］（33），不存在对其理性的规划。这种空间是功能与形式的统一，有着内在的和谐，在列氏的理论体系里对应着人类最初的完整性，但是这种完整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而逐渐被破坏。起初是古罗马的法律原则和财产占有，之后是中世纪的财富和知识积累，都渐渐地将抽象原则加诸空间之上。抽象空间最终在资本主义现代国家中实现统治，这种空间处在抽象原则的总体性控制之下，同时有着整合差异性的能力，它是被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22］（33）——也就是对于空间的符号规划——所统治的空间，对应着一种现代理性的统治。这种现代空间方案（schema）内含着一种对于身体的压抑，它将理性突出出来，而对于身体和感性加以毫不留情的压制。正是在这种压制之下，人类以异化的状态生存着。但是，也正是这种被压抑的身体和感性，是列斐伏尔主张的都市革命、空间革命的动力根源所在。据列斐伏尔所论，空间的革命主体是工人阶级，只有工人阶级才有掌握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可能性。工人阶级需要接受一种全面的文化启蒙，这种文化启蒙则需要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来操作，其中包含着以建筑实践为重点的多样的艺术实践，这种艺术实践成为空间革命的重要一环。最终，在这种全面的空间革命下，人类社会空间将要达致一种差异性的空间（space of differences）。这种空间能将人的身体重新带入在场，因而具有生命内在能量所带来的广泛差异性，即一种接近于自然界的差异性。在差异性空间中，空间的使用价值代替了抽象空间的交换价值，从而成为空间实践的第一依据，人的生存也将在这种空间中实现主客观统一的完整性。 基于列斐伏尔观照世界的方式，本文试图结合图书馆史，对城市公共图书馆的空间性社会存在做一分析，考察其中凸显的问题。 二、作为社会空间的城市公共图书馆 （一）均质的总体：生产性空间 讨论图书馆之存在，还需首先回顾图书馆史。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图书馆属于国王，往往是出于整理和保存信息的需要，有时也出于国王自身的喜好。在古埃及，由于文字有超越时间的能力，因而有读写能力的人被认为可以上通古人、下传后世，书籍和文字被人类所赋予的力量从那时起已经初现端倪。书籍和文字之高贵寓意，还在于读写能力最初仅限于极少数人，因此尽管古希腊人已经建立了公共图书馆[23](26)，但是也并非所有公民都有能力使用，更不要说不具公民身份的人。在后续的世界各地文明发展过程中，图书馆始终是文明的标志、权力或财富的象征，书籍始终是被争相收藏和掠夺的对象。在此期间，图书馆的书籍甚至被用锁链锁住，以免被盗窃。西方图书馆的所有者主要是富有的商人、贵族学者、国王、教堂或教会，利用者也限于少数可以读写的人。例如中世纪的修道院图书馆有时允许对外租借图书，然而“借书的人通常是贵族、政府官员或是修道院的捐助人”[23](45)，可见当时图书馆的使用者范围有着很大的局限。书籍与图书馆的大范围开放，与资本的兴起和社会生产的扩大有关。一方面，15世纪古登堡印刷术的出现大大加速了书籍的生产速度，降低了书籍制作成本，因而也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进行文字阅读；另一方面，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和民主意识的兴起，既使得中产阶级对公共教育的需求越来越高，也使工业化社会对工人阶级提出了提高技术水平和素质的要求，于是图书馆越来越向更广泛的公众敞开大门。民主建设方面，早期美国中产阶级十分重视公众教育对于民主的推动作用，因而大力推动各式公共图书馆的建立。19世纪上半叶，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已经出现1000多所机构图书馆、书店图书馆、消防队图书馆和公共阅览室[23](185)。工人阶级素质方面，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对掌握知识和技能的工人的大量需求刺激了教育和阅读需求的迫切性，继而孕育了人类第一个图书馆法，即英国《1850公共图书馆法》。至此，陆续兴起的近代公共图书馆失去了往日图书馆的神圣性，开始向最广泛的人民大众开放。 中国古代的藏书历史与上述西方图书馆的发展历史极为相似，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藏书楼多为皇家或富有的知识分子、书院所有，一部分私人藏书和多数书院藏书向备考科举的人开放，大多数社会成员被排除在知识和文字之外。我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有着“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祖训，范氏子孙立约规定“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厨者”，“擅将书借出者”都要受到严厉的处罚[24]，这些规定突出反映了我国古代藏书楼重藏轻用的特点。这种封闭式的藏书状况一直持续到中国近代国门大开。彼时，国人在不断向西方近代文明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我国的图书馆系统。 综上所述，西方近代公共图书馆系统与资本主义发展有着密切关联，其中中产阶级主动的教育需求、无产阶级被动的文化素质提高的要求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这两点分别从民主国家的建立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两个方面为资本增殖和社会生产服务。我国的公共图书馆之建立正是对于西方近代图书馆系统的直接挪用，它也一样首要地是一个生产性的空间，受到资本和生产逻辑的整体性规划。故而尽管图书馆是一个公益性空间，却常常被放置在城市的中央区域。图书馆内部的空间实践也鲜明地彰显着其生产属性，往往以“（情报和知识）服务”为宗旨和口号，一扫图书馆曾经作为一种贵族空间的高贵形象。公共图书馆的读者实践也无不映射着这种生产性，查找相关生产资料，通过考试提高自身文化素质以在就业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或直接将图书馆作为工作生产之空间。这些常见的读者活动正是其日常生活的一角，其整个日常生活都处在生产性的逻辑控制之下，也正是在这种日常生活和空间实践之中，列斐伏尔所谓均质性的空间被生产出来。空间和人的活动被统一的社会逻辑所统治和筹划，一种总体性的理性的空间规划（空间的表征）统治着包括公共图书馆在内的现代社会空间，也统治着人们的身心与日常。 纪录片《书缘：纽约公共图书馆》海报 （二）破碎的局部：教育、消遣的空间 书籍由于是基于物质资源和人工劳动的产物，因而自身天然带有价值。自古以来，人与书的关系都与人的经济状况有关，好学爱书而经济不佳之人借书、抄书者比比皆是，窃书者也不乏其人。阅读成本的问题往往成为读者使用图书馆最常见的原因之一。但是，书又由于它承载的符号信息而有着特殊的使用价值，这种特殊的使用价值与人、社会的思想和文化关联在一起。而思想和文化不同于其他消费品的使用价值，它不仅为直接消费书的人带来益处，在改变和影响这个人或使其获益的同时，公共利益也受到影响。此时，我们在书籍身上发现了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一方面，书籍作为物质产品的经济面使其具有消费门槛，排除了经济不佳群体对书籍的消费；另一方面，书籍作为符号载体的文化传播面使其具有教育公众的使用价值，而公众教育在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之后既被认为可以通过国民素质的提高而增加生产利益和公共利益，又被视为天赋人权。因而，作为价值来源的经济面与作为使用价值的文化传播面发生了矛盾。此时，公共图书馆就在这种矛盾之中有了兴起的条件。公共图书馆的兴起基于书籍的特殊消费方式，即对于书籍的消费不是消费书的物质面，而是消费书的符号面，因而对同一本书的消费可以反复进行。综上所述，公共图书馆具有与历史上的私人图书馆、皇室图书馆等图书馆形态不同的本质，其为一种调和书籍价值门槛与书籍公共使用价值之间矛盾的产物，本质上是书籍的公共消费空间。这也暗示着，公共图书馆的图书与传统图书馆的图书有着不同的性质，后者是权力和财富符号、记录工具等等，前者是教育手段，专门为教育公众而存在。除了教育性，从读者自身的角度来说，书籍也有着愉悦身心、消遣休闲的作用。作为“第三空间”的公共图书馆，为人们提供了逃离工作环境的平等、休闲的“临时避难所”。 至此，空间的矛盾性凸显了出来。列斐伏尔曾论，“……空间是一种方案。这是一种关系，一种在分解中对内在性的支持，在分离中对包含的支持”[25](26)。所谓内在性和包含指的是抽象空间均质、总体性的一面，而分解和分离则是抽象空间破碎的一面。如我们所看到的公共图书馆，一方面受生产是整个社会的总体要求的影响，即便公共图书馆内在的教育性和消遣性也终归要服务于劳动力的素质提升和身心再生产（休闲以便继续工作）；另一方面图书馆在实际使用上又被真实的使用者作为教育空间和消遣空间来使用，区别于其工作的生产空间。在局部性的层面上，空间呈现了破碎的形态，整个城市不仅有着不同功能的空间区隔，而且空间被以交换价值为基础作为商品进行分割和交换；在总体的层面上，空间又是均质的，其中没有任何空间被排除在生产和交换意义的控制之外 ①。 （三）数字时代的新实践：流动空间 我们在看到空间被分割和条块化的同时，也看到了人们对这种功能划分的某种意义上的反抗或消解。读者不仅在家阅读，也在地铁阅读，众多读者的阅读不再依赖图书馆（仅仅有特殊需求的时候才到馆），而依赖于书籍网购（因为更便捷），也依赖于数字网络和电子屏幕。阅读这件事，无论怎样，我们都无法从今日生活中看到它与图书馆的必然联系；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曾经拘束在某些固定空间的阅读活动而今被大大地分散了，从电子阅读活动为例，其特定的空间依赖甚至已经消失。而这样的结果来自于两种事物的崛起，其一是书籍网购，其二是电子阅读。对于网购来说，书籍可以直接送货上门，这样的便捷性——只要读者的阅读需求不至于超出其经济能力——显然是难以拒绝的。如此一来，由于商品书籍流通性的大大增强，读者的阅读活动对公共图书馆的依赖性大大减弱，曾经购书与借书都需要路程和时间，但现在购书则不需要路程和时间了。换句话说，借阅与归还这一对公共图书馆独特的空间实践被大大消解了。对于电子阅读来说，情况更加有冲击性。以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电子书等设备为基础的阅读活动的空间依赖性更加弱化，其内容获取比书籍网购更加地节约时间。越来越多的学生从网络下载参考书，图书馆则变成了文献需求的最低保障，非不得已则不求助。这样看来，不仅借阅与阅读，连文献搜查这项公共图书馆一直以来所承载的专业性的空间实践也受到了冲击。 然而，公共图书馆的空间实践受到冲击并非是被动的、单向的。在这些曾经依赖于公共图书馆空间的实践活动发生“漂移”的同时，也同时对其他空间发生了“入侵”。阅读活动、信息组织和传播活动由于有了虚拟显示和网络技术的赋能，愈发广泛和深入地渗透进人们的日常活动中。曾经仅进行单一的口头教学活动的教室空间，越来越变成一个融合各种媒体的信息和知识的中转和交互空间，正是一例。这种空间的多义化趋势并非围绕图书馆而发生，图书馆也是被其他空间活动所“入侵”的空间对象。读者在图书馆进行的活动可能与阅读本身毫无关系，或许是移动办公，或许是文化体验，或许是教养子女，图书馆甚至可以举办招聘会。总而言之，我们的图书馆空间在作为生产空间和教育、消遣空间的同时，却又额外有着与其他空间的“入侵”和“被入侵”的状况（这是由空间实践完成的），表征的空间在分割隔离之外，又出现了多义性和交叉的一面。 将这种多义性和交叉回归到空间实践上，我们会发现其与两个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一，信息网络和虚拟电子技术。无论是网购书籍还是电子阅读，或者是愈发广泛的移动办公、现代化教学，其对空间的跨越都依赖于网络技术。对此，卡斯特将其称为“流动空间”（spaceof flows）[26]。在流动空间基于网络技术锻造的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中，网络技术能够让没有实际空间关系的两个或多个节点个体（个人或组织）通过虚拟网络发生联系，从而构建出一个虚拟的空间关系。这种虚拟的空间关系使现实的空间发生了流动，曾经只能作为学习空间的教室，可以通过网络根据其中发生的网络（空间）实践活动而生发出多种不同的临时性空间形态，例如图书馆空间、家庭空间、会议空间等。其二，公共图书馆的开放和服务精神。以这种精神为依据，公共图书馆为适应社会发展条件和要求，积极进行变革性的空间实践。这两个不同的因素的结合，促动着当代公共图书馆向着全域服务的方向发展，在这种趋势之中，丰富多彩的城市公共图书馆空间创新实践每时每刻都在发生[27]。我们有理由认为，全域服务的推进某种程度上促进着空间革命的发生，推动着社会向着更加民主、更加美好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进。 三、余论 差异性空间是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所提出的空间理想。这样的空间基于人的身体能量而通过空间革命（对于城市则是都市革命）实现，有着高度的艺术化特征。差异性空间摆脱了空间的抽象性，是人类社会空间从绝对空间到抽象空间再到向前发展的新的空间形态，它意味着人的身体的回归在场，意味着人类摆脱异化从而成为完整的人。差异性空间具有两个特征，首先，差异性空间实现了“质”对“量”的克服，差异性空间不再以“量”的方式来使用，而使空间“质”的一面得以实现，空间不再是可测量的、有外在功能和目的的，而是为使用而使用的空间，对空间的使用处在人与空间的统一性上；在“质”对“量”克服的同时，差异性空间也就实现了它的第二个特征，即“生产”与“消费”空间的统一，结束了空间中的生产性消费，也结束了抽象空间内均质和碎片的矛盾性[21]。在差异性空间中，人类对空间的使用是一种“挪用”，空间的应用没有功能的限制，却有着堪比自然界的差异性。它克服了抽象空间的均质性，将其恢复异质的本相，又将抽象空间的破碎性粘合，实现人类生命活动的统一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在差异性空间中实现了马克思的理想，即完整的人。这个理想在列斐伏尔这里是通过空间的解放而实现的。然而，在网络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文本载体的数字化和书籍流通的便捷化带来了阅读空间的流动化，这也是整个社会空间流动化的一角。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社会空间在总体的均质性对局部的破碎性压制的同时，出现了由网络流动空间带来的空间多元、异质、被挪用的一面，然而列斐伏尔所主张的要以空间的革命来实现空间的解放的理想状态并未能通过技术的进步得以靠近。 首先，从根本上讲，人们的空间实践和生存处境没有得到改变。列斐伏尔的空间分析最终指向的是他早年所关心的议题，即对异化的日常生活的批判，继承马克思的理想，希望实现人的完整性。他曾这样叙述一个完整的人的特征，完整的人“是变化的主体和客体，它是与客体对立并克服这种对立的有生命的主体，是被分成许多局部活动和分散的规定并克服这种分散性的主体，他既是行为的主体，又是行为的最后客体，甚至是行为在生产外界客体时的产物”[28]。我们将此论述还原至人们的阅读活动中，则异化的人的阅读活动乃是将文本作为一个客体来阅读，而完整的人则可以克服这种主客体对立，而将阅读的文本与自身统一起来，非将文本作为一个目的，而将阅读本身作为目的；异化之人的阅读活动是许多局部活动的一部分，是分散性规定的一部分，他不得不阅读并且阅读乃是与其生活的其他部分没有关联的孤立的活动，但是完整的人的阅读活动是与整个生命和生活关联在一起的，是克服了局部性和分散性的阅读活动。总而言之，异化的阅读活动，乃是被生产活动所控制的阅读活动的表现。反思现实世界，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读者的阅读活动依然有着强烈的功利性，即为职业素质、获取证书等目的而进行阅读，甚至在“培养底蕴”这样的话语背后，也隐约看到一种功利的适应社会话语或生存方式的目标。 继而，在这样的空间实践作用下，伴随空间流动，尽管阅读活动“入侵”了多样的空间，图书馆也被其他的活动所“侵入”，但是生产性总体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局部破碎性依然如故，“量”依然主导着空间的存在方式。公共图书馆空间及其内部实践仅仅是一个局部体现。大型城市同心圆式的房地产价格分布、网格立方体式的居所形态、对于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的破坏性征服，无一不是空间生产性和“量”的体现。人们在这样的空间之中进行着生产性的消费、生产性的教育、生产性的消遣，甚至生产性的阅读和家庭再生产。总而言之，当代城市社会空间的现实处境依然处在列斐伏尔的理论分析视域之中，未能逃脱（当然农村社会空间也处在相似的逻辑之中，只是本文未能涉及）。空间虽然出现了流动的一面，但仍处在总体生产性的控制之下。图书馆被网络社会空间的流动性肆无忌惮地“侵入”，其背后却是信息时代人类所要面对的新的隐忧。 尽管公共图书馆有着当代流动空间的新空间形态性质，但仍处在一个与上述总体性空间和局部性空间相互作用、相互冲突的平行层次，当代公共图书馆在生产、教育与消遣、流动性这样一个三重层次的冲突体中发生着新时代的变迁与变革。在这种变迁和变革中，图书馆如何发动其自身的空间实践能动性，既积极应对技术变迁，保持开放和服务精神，又对人类生存困境保有充分的认知，将价值理性带回视域，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而将对图书馆实践技术性的关注转向对馆内“人”的关注，或许就是图书馆社会学所应探寻的学科个性，也是图书馆学人向巴特勒等芝加哥学派前人所强调的图书馆学人文特质的回归所应做的努力[28]。 注 释 ①事实上，城市对于空间的这种矛盾性生产，也在对时间的管理上得到了呼应。典型的城市雇员能够到馆的时间往往只是周六日，这正从时间的角度指出了城市生产活动对于时空的统一分割和管理。如列斐伏尔所说，“那种均质的时间，就像在这些确定的领域中被操控的、被组织的时间，同时也是断离的、非连续性的劳动时间……”[25](28)。与时间的被分割操纵并行的，还有空间被分割操纵的矛盾状态。 参考文献 [1] 黄纯元．知识交流与交流的科学［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１39－1４1． [2] 李广建．卡尔施泰特和他的图书馆学思想［J］．湖北高校图书馆，1987（1）：66－69． [3] 李广建．关于图书馆社会学［J］．图书馆，1988（1）：23－29． [4] 张歌．国内图书馆社会学研究综述［J］．图书馆建设，2017（9）：4－10，18． [5] 肖希明．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价值［J］．图书馆论坛，2011（6）：62－67． [6] 许凌艳．图书馆角色论［D］．南宁：广西民族大学，2010． [7] 李伟．图书馆教育职能的社会学思考［J］．图书馆，2000（2）：28－29，45． [8] 王子舟．田野调查：人类学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4（6）：12－21． [9] 俞传正．街角大学的兴起：一项自助图书馆的社会学考察［J］．图书与情报，2015（6）：6－9，112． [10] 蒋萍萍．图书馆新生代——公共书屋［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0（7）：80－81，9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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