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一半中国人深信不疑的“大槐树”, 是假的？

【导读】一直以来，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流传着“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民谣。每逢节日，追本溯源的心理冲动便更加浓郁。但是，民谣与记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代表信史，甚至有可能误导历史。尽管谱牒统计祖先与“大槐树”有关的移民涉及11个省，但本文作者研究认为，“大槐树”是历经数百年而建构起来的记忆符号，它与历史的真实有着相当距离。首先，关于“大槐树”的传说版本诸多，但很多已不可考察来源。其次，众多族谱所记载的“大槐树”故事，或语焉不详，或前后矛盾，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说对族谱甚至正史的影响。 传说入族谱，便成为可信的史料，族谱所说再被选入正史或者学术著作，历史就这样被亦真亦幻地建构起来。再者，临近“大槐树”传说年代的明代以及清代早期地方志对移民过程以及“大槐树”的意象并无记载，民国六年之后，此类纪事逐渐演绎起来。此时“大槐树”已不单单寄托慎终追远的情思，在内忧外患之下，一种民族主体性的家国情怀被人为建构出来。“大槐树”传说有两条历史线索：一条是宋代以后北方的战乱与民族矛盾；另一条是清末民初的内忧外患，特别是后者使得“大槐树”的社会记忆成为一种记忆霸权，深植于民族记忆当中。这一过程历经数百年，经过多种主体的复杂酝酿，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尽管移民的真实固然存在，但是我们的祖先可能并非都像民谣中所说的那样，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 本文发表于《历史研究》2006年2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辞旧迎新之际，祝各位读者朋友新年快乐、阖家幸福！ 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 关于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问题，由于北京、河北、山东、江苏、陕西、河南、安徽、东北各地以及山西本省的许多地方长期广为流传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传说，并大量载之家谱、墓志和地方志，因此多年来为学术界关注。 据目前的文献资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涉及山西的移民活动事属无疑，但根据谱牒统计祖先来自此处的达到11个省的227个县，移民人口达到百万以上，也引起众多学者的怀疑，但终无合理的解释。 关于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传说故事，包括迁民缘起的传说、大槐树地点的传说、官府强迫或欺骗迁民的传说、脚趾甲复形、背手、解手的传说、“打锅牛”分家的传说、迁民定居过程的传说等若干类，每类又有不同版本的异文。我们似乎从中可以发现，尽管这些传说的产生很难定时，但其基本母题和主要情节是在两个特定历史时期，即金元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后的明清汉族族群意识重塑时期和清末民初民族主义意识构造时期集中产生的。 ▍作为记忆符号的“大槐树”和“老鸹窝” “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关于大槐树和老鸹窝（其实文献中多写作老鹳窝），即使地方文献也有不同的理解，如署光绪十年（1884）的河南焦作阎河村《始祖刘旺登墓碑》记：刘氏相传本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村人也 署光绪十三年的山东菏泽粪堆王《王氏谱序》说：始祖原籍山西洪洞县老鹳窝木查村。 而众所周知，枣林村或枣林庄是山东移民通常传说是自己祖籍的地方。还有山东滕县的黄氏族谱称祖先来自洪洞的喜鹊村，江苏沛县孙氏家谱称来自洪洞喜鹊窝，这应该是因“老鸹”即乌鸦通常被视为不祥之物，而故意改为表示吉利的喜鹊，“鸹”写作“鹳”或亦因此故。因此，应把大槐树和老鸹（鹳）窝视为民众便于传承历史记忆的符号，而不必与历史真实联系起来。 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围绕着这首脍炙人口的民谣，形成的诸多关于洪洞大槐树与明初移民的传说故事及其背后隐藏着的某种历史记忆。 ▍“大槐树”移民缘起传说版本 首先是关于迁民缘起的故事。关于从洪洞迁民的缘起，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普遍流传着《胡大海复仇》、《燕王扫碑》和《三洗怀庆府》等传说故事。 《胡大海复仇》说的是元朝末年胡大海在河南要饭，遭到当地人的侮辱。胡大海深感这个地方人情太坏，立誓要报此奇耻大辱。后来胡大海投入到朱元璋的军队中，屡建奇功。朱元璋即位后大赏功臣，唯独胡大海不接受赏赐。朱元璋觉得很奇怪，问胡大海要什么，胡大海将在河南讨饭时的遭遇讲了一遍，请求朱元璋允他去河南报仇雪恨。朱元璋踌躇再三，答应他一箭之地。胡大海刚到河南地界，恰逢一行鸿雁飞来，胡大海飞箭离弦，正中最后一只雁的后尾，那雁带箭向前飞去，胡大海也统兵向前杀去，那雁飞过河南，又飞向山东，造成了河南、山东尸积如山。朱元璋后来只好下令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往没人的地方迁民。 《燕王扫碑》说的是明朝河北、河南、山东广大地区闹“红虫”，把人吃光了，才从洪洞大槐树处往这儿迁民。这个故事与“燕王扫碑”造成人烟稀少有关。碑实际上就是南京城的功德碑，即明皇族的祖宗碑。朱棣起兵靖难，造成中原、江北地区“千里无人烟”。燕王的军队头戴红巾，所以百姓称之为“红虫”。“红虫”含有瘟疫的意思，所以民间有“红虫”吃人的传说。不久朱棣又把都城迁到北京，并下令从洪洞大槐树下移民到山东、河北、河南、浙江一带开荒种田发展农业生产。 《三洗怀庆府》中所说的怀庆府在明代辖今天的河南修武、武陟以西，黄河以北地区。故事说的是元末天下大乱，朱元璋的军队与元军在这里展开了拉锯战，双方都要让百姓在门面挂上拥护他们的牌子，老百姓苦于应付。这时有一个年轻人想了一个办法，在牌子的正面写上拥护农民军，在反面写上拥护元军，这样不论何方攻过来，只要一翻牌子就可以了。有一次农民军攻来，有一块牌子从门上掉下来，恰巧落在常遇春马前，被常遇春识破机关，便把此事报告了朱元璋，朱元璋正因战事毫无进展独生闷气，一闻此事更是火上加油，立即下令常遇春把怀庆府地区的百姓斩尽杀绝。怀庆地区百姓都被杀光了，朱元璋继位以后便下令从人口密集的洪洞县往怀庆府移民。 与这个传说类似的是《大槐树下迁民的故事》，说的是建文与朱棣争夺皇位，百姓对双方都不敢得罪，便在门前挂的牌子正反面各写对方的名号，被建文帝属下发现，杀得黄河地区百姓所剩无几。 ▍“大槐树”移民过程的传说版本 其次是关于移民过程的传说。官府强迫或欺骗迁民的传说较早见之于世，如署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一月的河南偃师《滑氏溯源》中记：“或有问未迁之先，祖居山西何地，故乡尚有何人，熙曰无据。老人相传，自洪洞大槐树下迁来。一说山西迁民不迁洪洞，故人多逃聚此邑。骤然行文，独迁洪洞，所以传至今日，凡属迁徙者，各族皆有此说。” 由此说敷衍成的传说即所谓《迁徙记》。 对此，河南安阳的传说是，当时负责选民的后军都督佥事李恪，采用多种方法，诱迁不愿意离开故土的农民，宣称：凡自愿迁籍的农民可到广济寺内办理手续，凡不愿迁籍者可到寺左侧的大槐树下等候裁定。此言一经传开，应迁农户多数挤至大槐树下。结果，凡到树下的农户，全部被迁徙。据说，当时大槐树上有个鸦巢，被迁农民望着鸦巢，触景生情，纷纷说：老鸦尚有个窝，咱到啥时才有安居之日啊！由此，广济寺侧的大槐树，便成了先人忍别故里的标志。 在各地流传最广的还有脚趾甲复形、背手、解手的传说。官兵强迫聚集在大槐树下的人们登记，每登记一个，就让被迁的人脱掉鞋，用刀子在每只脚小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以防逃跑。官兵强迫百姓登记后，为防止逃跑，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以后迁民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路上就经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 在河南安阳的传说中，被迁农民多把自己初生子女的双脚小趾咬裂，以示纪念，这是一种主动的说法。另一个《小脚趾的传说》是说洪洞大槐树的迁民中有刘姓三兄弟，为了解救三姐妹，杀了官差，只好分道逃走，为了以后辨认方便，临别之前用石头在脚趾上砸下印记，日后他们分别落户到河北的安次、通州和武清。另一个故事《双趾甲》则说这是轩辕黄帝子孙的特征，而黄帝是洪洞县孙堡人。 传说由于其世代传承的特性，决定了它的非个人性或群体性，而移民传说的内容本身亦加强了这一特点。在这里，我们当然可以发现传说如何通过传奇性的故事成为集体记忆的重要渠道；我们也可以发现集体的历史记忆，尽管记忆的历史并不见得一定是传说中的主要情节或母题，但却会发现其他重要的历史侧面，从而证明保罗·康纳顿关于“历史重构不依赖社会记忆”论断的片面；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发现，一方面正如哈尔布瓦赫所说，记忆是由社会所建构的，个体记忆依赖于集体记忆的框架，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集体记忆影响、甚至取代个体记忆的过程——当然，或许还可以看到在这个影响、取代的过程中个体记忆的残留物。 ▍“大槐树”移民的族谱记载 在今河北、河南、山东等省存留的族谱中，记载其祖先迁自山西洪洞的的确不计其数。据署明嘉靖七年（1528）修的河南长垣县西了墙村《王氏家谱》中说：讳实，晋之洪洞县大王庄人也。洪武定鼎之初迁居长垣县合阳里西了墙村。我二世伯祖讳刚，怜弟幼弱，因从迁焉。刚祖于洪武十八年投荥阳侯杨大人帐下效用，因屡战有功，封世袭德（疑缺字——引者）将军，锦衣正千户。 而在河南洛阳市棘针庄《王氏墓碑》中，有署顺治九年（1652）三月一位“明末进士”的碑文，也说洛东西凹王氏乃三槐之裔派也，本出自山西洪洞大王庄之支。先祖讳槐阁，字多阙，行三。 都出自同一村庄。尽管还不能找到洪洞有“大王庄”这个地名，碑文和族谱中也还有许多疑点，但可以肯定自明代就有了洪洞移民的说法，“槐树”的痕迹也出现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族谱和墓碑中提到其祖先来自山西洪洞的，后面的具体地名都被省略或者磨损了。如署清乾隆十九年（1754）的河南内黄马固村《明故王公神道碑》：“始迁祖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后缺字——引者）人也。” 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并不知道祖先的具体家乡，说山西洪洞不过是人云亦云。 这样的怀疑也得到了部分资料的支持。在河南济源南水屯村的张家祠堂，祠堂正中所供香案上的牌位上写着：“始祖威卿于明洪武三年由山西省洪洞县迁至济源南水屯，迄今已六百二十九年。” 西墙上悬挂的《张家祠简介》除了讲述同样的话外，接下去说：“长子思义是吏员，次子思徽于洪武丙子年举茂才，任湖广荆州府通判，承直九年考满，于永乐年间升户部员外郎。洪熙元年为祭奠父母，撰文刻碑。清乾隆四十二年重刻此碑，保存至今。” 我们也在祠堂院内见到了这块碑，由于刻写年代距离传说中的移民时间很近，应该比较可信。该碑碑额为“户部员外郎张秉先考处士张公墓志”。墓志往往刻写在方形墓盖之上，但我们所见到的，却是清乾隆年间将墓志移刻而成、立在那里的一块碑石。我们先不去思考这也许反映了一个从墓祭到祠祭、以至墓志变成石碑的过程，仔细观察其中文字，曰：“公讳威卿，乃济源之世家也。其所居县曰沁阳，里曰堽头，村曰南水屯，是其先祖之发庐。□厥先祖其便，□以居焉。” 十分清楚的是，这块撰于洪熙元年（1425）二月、距离所述事件仅20多年的墓志，不仅没有提到这位始祖从山西洪洞移民的经历，反而写明他是这里的土著。 到了清代中叶，传说中的那些地名也开始在族谱和墓志中出现。如署清康熙六十年的河南内黄刑固村《王氏祖碑》：“山西洪洞县枣林村，乃余家祖居也。” 署清道光二十三年的河南孟州市冶墙村《孟氏墓碑》：“相传洪武二年携弟原清从山西洪洞县广济寺奉诏迁于此。” 这样的说法。无论其说法是否属实，前述传说的流传也已有了大约300年的历史。 但是，族谱在不断的重修中逐渐变化或丰富，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非常复杂的。如河南濮阳市胡村有一明弘治十五年（1502）三月的《细城岗任氏先陇记》，其中说：“仆家世大同，因兵燹后徙居今郡治之东南细城村” 濮阳县习城乡也有同样的碑记。但到后世所修的濮阳市西郭寨《任氏族谱序》中，内容就变成：“明洪武年间，因兵乱，吾先祖仲康、仲熙、仲和三兄弟自山西大同、平阳，经洪洞（后缺字——引者）东迁……至今六百余年，现有五世祖孟旸于弘治十五年给始祖立石为证。” 弘治十五年碑文中既无时间，又未提到洪洞，怎么能为这些新增的内容作证呢？ 族谱编修因为各种原因中断，导致早期的族谱丢失，后人无法忠实于最初的记载，应该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河南洛阳西山岭头康熙修《李氏家谱序》中，虽明确指出其先祖于洪武二年（1369）来自洪洞，但也提到这中间已间隔了14世，“至明末年闯贼寇境，玉石俱焚，家谱遂不复为所有”。同样，河南濮阳县谢家店康熙三十七年修《谢氏创修家谱序》中也明确记载其祖先原籍洪洞，在明初奉旨带着家谱迁徙到这里。但“洪洞载来之谱已于明季乱离之际，遭兵火为灰烬矣”。这样的说法在族谱中非常常见，使我们有可能质疑清人重修族谱时对祖先来历的说法是否失实。 由此感到，族谱中虽大量提及洪洞迁民之事，而且言之凿凿，但其中疑点很多，很难被视为有力的证据。特别是在这些族谱中，还将我们前面曾举到的某些传说故事写入，作为家族历史留传，族谱这样的书面文本又成为口述传说的载体，共同夯实和传递关于祖先的历史记忆。 其实越是晚近修的族谱，吸收传说的内容越多，而且明确写祖先来自洪洞大槐树、老鹳窝的也越多。最早有这类记载的家谱是署明万历十四年（1586）的江苏丰县刘家营村《刘氏族谱》，说“吾家世居山西洪洞县野鹳窝，世远代更，未易追数”。但此谱并非明代原本，传抄过程中增改的痕迹很多，此句也有后世增添的可能。传说进入族谱，便成为可信的史料，族谱所说再被采择进入正史或者学术性著作，历史就这样被亦真亦幻地建构起来了。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所有记载其祖先来自山西洪洞的族谱在这一点上都是虚构的，也还有很多族谱记载其祖先来自山西其他地方或者其他省份。在历史上的许多时期，人口迁移是很频繁的，山西也是如此，甚至政府有组织的移民行为也是确定的事实，为什么就不能有洪洞来的移民呢？署清乾隆五十年的山东郓城黄安乡冯屯《冯氏族谱》虽然也在开始说“予家系出晋洪洞县老鹊窝民籍”，但后面又谈到“吾族自前明洪武九年，以山西洪洞县城南羊獬，迁濮州城东金堤居焉”，羊獬村确在洪洞县南，可见他们知道祖先确实来自何处，只是为了从众而提到并不存在的“老鹊窝”。问题在于这些在族谱中自称是洪洞移民的数量太大了，对此，已有学者表示怀疑，并认可洪洞作为移民中转站的说法，但这并无可信的史料依据。大槐树、老鹳窝这些虚构的象征性地名又至迟在清代前期已经出现，流传极广。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社会这样记忆他们的历史，并导致历史的重构呢？ ▍“大槐树”与地方史料的记载 让我们暂时脱离传说与族谱，对时间定位比较明确的地方文献做一点考察。目前国内现存最早的《洪洞县志》是明朝万历年间修的，由于大部分传说和族谱把洪洞移民事定位在明洪武或永乐时期（也有少部分定位在明中叶和清初），应该说这个版本距离这个时段还不太久远，但全书竟没有任何地方提到移民事情，更没有提到过大槐树和老鸹（鹳）窝。 第一，据该书记载：“相传旧无城，至明正统十有四年，始奉文创筑土城。”据说新修的这座城还非常简陋。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传说发生迁民的明初，这里还是个四周没有城墙的地方，只是到了发生“土木之变”那一年，才开始修筑简易的城墙。我们很难想像明政府如何在这里设立什么机构，或者派驻军队来实施有组织的移民活动。 第二，该书说，“宋元以来，都图因时更易，国初洪洞都里旧四坊，统八图（在城内），遵教厢（在城外北关），四乡统十都，十都统九十八图”，然后具体记载了各都所统各图的名称在所发现的墓志、碑刻、家谱中，自称祖先来自洪洞某某具体地方的，都很难与这些记载的地名对上号。 第三，按该书的统计，洪武二十四年，洪洞有11900户，92872口；永乐十年，有11592户，87775口；成化八年（1472），有11448户，98240口。如果这些数字是可以信赖的话，那么永乐年间比洪武年间少了300多户、近5000口；成化年间也是许多地方记载从洪洞向外移民的一个时期，这时比永乐时少了140多户，但人口增加了1万多。我们不能断定少的这些人户就是移民走了，就算是的话，这样的规模究竟是否能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也还是个问题。 但上面都还说的是关于洪洞移民的问题，而与我们的主题直接相关的是本书关于广济寺的记载。在较晚近的记载和传说中，广济寺就是大槐树的所在地。 顺治《洪洞县续志》与康熙《洪洞县续志》也没有任何记载大槐树、老鸹窝以及洪洞移民的资料。而雍正《洪洞县志》记载广济寺条与万历志基本相同，唯后加一句小字：“即今北桥寺旧址。”说明广济寺至迟已在晚明以前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果以前（明初）在广济寺曾有过大槐树的话，这棵树一般是不会与寺一起迁到后来的这个地方的；如果大槐树是在后来的这个地方的话，那么它必不会与明初的广济寺有什么关系。唯一的可能，是以前的广济寺那里有棵大槐树，曾与移民史事有关；至迁寺之后，则在某个时期根据以前的说法在这里再造一棵大槐树。 直到民国6年的《洪洞县志》中，大槐树移民才有了痕迹。在其卷7《舆地志·古迹》中，“大槐树”等条记为“新增”，即：“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因历年久远，槐树无存，寺亦毁于兵燹。民国二年邑人景大启等募赀竖碑，以志遗迹。” 同时，该书卷17《艺文志下》还记载了清人祁宿藻的《洪洞感旧》等诗：“予家老籍洪洞，以数百年于此矣，今日重至故里，殆天缘也，感而赋诗，时主玉峰书院讲席。”诗云：吾家迁居旧槐里，五百年来还过此。男儿有志在四方，况此他乡是故乡。入乡不识乡间路，父老当年钓游处。一经莲桥花满城，问津疑是桃源渡。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明确判断这些象征出现的具体时段，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段出现。更重要的问题是，大槐树甚至老鸹窝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为什么开始被知识精英所重视，这些可能以前被视为鄙俚不经的说法在什么时候、为什么被堂而皇之地刊布在地方史乘之中？ 当我们把口述文本与地方史乘对照起来时，总体印象是，首先，关于大槐树移民之事大量存在于民间传说与族谱之中，而在民国或晚清以前的地方史乘中比较少见。那么，究竟是因为那以前的文献记录者认为这些传说荒诞不经而不加采录呢，还是由于那以后的知识精英因某种原因刻意弘扬这些象征（包括在文献中对其加以记录），而造就了这些传说呢？ 其次，无论是地方志、碑刻还是谱牒，文献中对洪洞移民、大槐树等象征的记载是比较简单的，而在民间传说中总是比较丰富的。从我们对这些传说即将做出的分析来看，它的情节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丰富添加起来的，许多内容是不断黏附上去的，那么，这个丰富、添加、黏附的过程究竟是在知识精英的弘扬之前发生的，还是在其后？ 总之，在民国之前，对于洪洞移民和大槐树，地方志的编者是不会不知道的，但却似乎是有意把它们忘却了。关于它们的记忆似乎只在洪洞以外的地区通过传说、族谱留存着，直到民国6年为止。难道本地人对此事全不介意，或者竟有什么难言之隐？ ▍“大槐树“之思：我们该如何记忆历史？ 传说显然是民众记忆历史的工具之一，对于那些没有通过文字记忆历史的能力和权力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但由于传说往往经历了许多世代，因此不断叠加了不同时代的讲述者记忆的历史，它也就成为一种“长时段”的历史文本。 前文所举的大槐树迁民起源的传说，其主要内容是讲胡大海复仇的故事。胡大海、常遇春甚至明成祖朱棣，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他们的生平事迹也都与华北有直接的联系，但传说所借用的历史也就到此为止了，剩下的情节虽然主要围绕他们展开，但都不是为了讲山西移民的问题。故事大都以“复仇”为母题，有的故事带上一个大雁带箭远飞、使朱元璋的报复限制破产的情节；有的故事带上“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教训性情节；有的故事带上人兽婚的情节，由此出发，自然引出复仇的主要情节。这些成分都带有鲜明的民间性和虚构性，就一般情况来说，传说到此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完整性，没有必要与大槐树移民发生直接联系。不过，以上传说还是向我们透露出某些有价值的信息，那就是这里面都隐含着关于北方少数民族的看法。 民国之初，曾在清末任山东观城、茌平等县典史的洪洞贾村人景大启卸任回乡做幕，向一些商人、士绅募得390多两银，在所谓古大槐树处树碑建坊。据他自己说是由于树和寺均已不存，“第恐年代愈远，稽考无从，亟思所以表彰之”。 但据同时人的记载，似乎直接的原因是辛亥革命时“卢协统督师南下”，军队到洪洞时，因为这里相传是自己的祖籍，因此“城郭安堵”，“于是洪人感大槐荫庇无穷，仍醵资建设牌坊、亭榭于其侧”。 这种做法本来极类似于对地方神灵庇佑百姓的一种报答，或者就是塑造神灵权威的一种做法，但是当时人却把它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现代构建联系起来。民国6年《洪洞县志》中有一篇贺柏寿撰写的《重修古大槐树处记》，其中说道：自来名胜古迹，率以帝王将相所发祥，高人逸士所隐迹，遗后人勒石记载……然此为续文献之征，而非民族之系也。方今民国肇造，社会主义播腾寰区，凡有关民族发达之原者，允宜及时表章，藉识人群进化之由，俾免数典忘祖之诮。然则吾邑古大槐树处之待于揭橥者，故不重哉！……盖尔时洪地殷繁，每有迁移，其民必与，而实以大槐树处为会萃之所，宜乎生齿蕃盛，流泽孔长，后世子孙，闻其地而眷怀乡井者，种族之念为之也。 类似的表述如贺椿寿《古碑保障说》等。大槐树已经不再只是山西移民的家园象征，而成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它的意义被提升到团结民族、抵御外侮的高度，成为现代民族主义话语（nationalist discourse）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另外有个说法也引起笔者的极大兴趣。在今天东北的许多地方，凡晚清、民国时自山东迁来的移民，即“闯关东”的山东人，都自称祖籍“小云南”或“山东小云南”，甚至在某些族谱中记为“山东小云南大榆树”，小脚趾也是复形。据学者考证，明初傅友德、沐英率军征云南，后其中本来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军户转驻山东各卫所，主要是驻云南乌撒卫屯田的军户，随徐辉祖迁至山东鳌山卫，一次即达7万人。这些人往往在云南娶妻生子，故以云南为祖籍。在今山东即墨的多数家谱中，多提祖籍为“云南乌沙卫大槐树”或“槐树沟”、“大槐树里头”等。 显然，山东、小云南、大槐树等地名是在移民的不同时期叠加进来的，是民众历史记忆的典型表现。因此，大槐树已经成为许多祖籍不同的移民的共同象征，而不为山西洪洞移民所特有；同时，这个象征可能的确与前面所说的卫所军户移民有很大关系。对于闯关东的山东人来说，不存在特别严重的移民与土著的紧张关系，因此并不需要强调来自山西洪洞，只用大槐树作为祖籍象征就够了。 我们在有关洪洞大槐树迁民的传说故事中发现了两条族群认同的轨迹。 一条轨迹是宋代以后北方族群混居的历史为背景的，这种情况又因元代汉族族群的受压抑而得到强化。看看前面举出的那些传说，箭程划地界、燕王扫北，都与对蒙古人的历史记忆有关；特别是关于常遇春、胡大海的传说，把这两位色目人的后裔说成了人兽婚的产物！如果去追寻大槐树传说的人口迁移背景的话，我们是去探索移民史意义上的真实；如果去追寻该传说产生和流传背景的话，我们就是去探索心态史意义上的真实。很显然，族谱和地方文献中记述洪洞移民之事，可以早至宋元时期， 但强调大槐树的记载则多在明清、特别是清代中晚期之后，几乎所有的传说故事也都把其历史背景设定在明清两朝，特别是明初和清初。除了此时期确有规模较大的移民活动之外，我们无法不考虑这两个时期也都确实存在着族群间高度的紧张关系，存在着加强族群认同的较大需求。其实移民史与心态史本身是有其内在的联系的，因为明初或清初的人口迁移必然引起原有族群关系格局的变动，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大槐树传说中流露出的移民的痛苦，视为“故土难移”，即对地理上或空间上变化的反映，而也应视为对族群关系变化的反映。传说中解手、背手、脚趾甲、人兽婚、燕王扫北、红虫、箭程划地界等等，都传递着许多与族群关系相关的隐喻性信息。 另一条轨迹则是在清末民初开始出现的，一方面，初步丧失了可以同化一切异族优越感的中国有了亡国灭种的威胁；另一方面，西方达尔文的单线进化论和近代民族国家概念也开始传入中国，影响到许多知识精英的思想。对于那些地方的知识精英来说，他们便开始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权力，对传统的资源加以改造，他们希望把大槐树从一个老家的或中原汉族的象征，改造成为一个国族的（national）象征。本来任凭树倒寺塌，人们并没有对这些象征多加关注，本地的文献对此也只字不提，但自此时起，他们开始重新发掘这些象征的意义，重建那些有象征意义的实物，在地方文献上记录有关史实，然后他们再通过碑记或者志书点明其意义所在。甚至有个民间传说把自己说成是轩辕黄帝的后代，而黄帝也是洪洞某地的人。应该说，在本文所举的那些传说中，其内容看不出与后面这条轨迹有多大的联系，特别是许多传说的主体部分也与洪洞大槐树关系不很直接，因此，我个人不主张说，这些传说是在这时大批制造出来的（但也不会早于清代中叶），但是这些传说的广泛传布，一定与这个时期、与知识精英的推波助澜有关。 前面已经说过，这些传说的文本并不是在一个时间里形成的，它们经历了一个丰富、添加、黏附的过程。多数故事是在讲移民的原因、背景和后果，它们和移民是两个完全可以不相干的独立部分，胡大海复仇、燕王扫北或者那个天鹅处女型故事完全可以到此为止。但是它们被嫁接在一起，因此传说就可以被概括为史实加故事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而嫁接的目的就是使传说因为增加了史实而显得更为可信，又使传说因为黏着了故事而显得更为生动，从而便于记忆和传承。就故事和史实这两个部分而言，故事是比较纯粹的老百姓的创造，史实则多是文人的传输；老百姓为传说提供了幻想的情节，曲折反映他们的某种经历和心态，文人则为百姓提供了某种历史的背景知识，使后者在创造传说时有了依据。通过这些传说，百姓要告诉后代的，是关于社会剧烈动荡的记忆，是关于族群艰难分合的故事，但是这些传说也一定反映了知识精英的某种努力，他们在努力创造一些新的东西，来帮助这些传说进一步地传承和扩散。今天洪洞大槐树等网站的建立以及上面的所有内容，正是在新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氛围内精英参与创造和普及传说的现代体现。 由于洪洞大槐树的传说具备这样的因素，使它在影响力方面超过了其他关于移民祖籍的说法，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形成了关于族群认同的话语霸权，而造就这些因素的背景，又正是上述两条先后出现的族群认同的历史轨迹。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人们对于自身历史的记忆不仅是一种社会的建构，而且是出于面临具体的生活境遇时的需求。当这种历史记忆成为一种社会记忆的时候，人们必须为此创造出可以共享的资源，获得形成社会记忆的契机。 本文原发表于《历史研究》2006年2月刊，原题为“祖先记忆、家园特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