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涛：晚清的人地关系——“近代中国的人与自然”笔谈（三）

　　人地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要表征，历来为中外学者所关注。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晚清人地关系，更因中国人口在此期间历经战争、瘟疫、灾荒、饥馑等等，表现为从缓慢增长至峰值后迅速跌入谷值，而后又重新恢复的典型特征，从而成为“近代中国的人与自然”的重要研究对象。本文以太平天囯战争为节点，略述战争前后中国人地关系的发展变化，并就晚清人地关系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 　　晚清的人地关系，可以1850年为界，分为太平天囯战前与战后两个时期。 　　太平天囯战前的清代人地关系，表现为中国人口持续而缓慢的增长。 　　清代全盛时疆域达1300万平方公里，但人口分布却极不平衡。1820年前后，全国人口约为3.9亿，其中近98％居住在18省及奉天地区。而上述地区合计面积约440万平方公里，仅占全国总面积的1/3强。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中国人口分布的高度不均衡性是有其原因的。中国地处北温带，疆域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多变。根据我国自然条件不均衡性的综合表现，一些科学工作者将中国概分为东部季风、西北干旱和青藏高寒等三大自然区域。除东部季风区域因季风和雨热同季的关系，以粮食生产为主；其他两大区域，或因水分不足限制了温度的发挥作用，或因温度过低限制了水分的发挥作用，只能以牧业或高原牧业为主。18省及奉天，除西、北的极少数地方外，都处于东部季风区域，属于宜农地区，有着悠久的农耕文化传统，并因而孕育和形成了占全国人口绝对多数的华夏—汉民族。传统时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以男耕女织、高度集约的小农生产方式为经济基础。相比世界其他若干民族的游牧经济以及粗放的农牧经济，中国的小农经济在同样的土地面积上必须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但也因此比其他经济能够供养多得多的人口。 　　中国早就以自己的众多人口而著称于世。即以清代来说，虽有明末清初鼎革之际的人口锐减，但经过康雍乾一百多年的承平盛世，人口又有了大幅增长。明代末年1620年前后的人口峰值据估计约为1.6亿，清初1650年前后的谷值人口跌至不足0.9亿，到了1730年前后也即雍正年间，全国人口已赶上并开始超过明代的峰值。之后人口增长的速度虽减缓，但到1790年前后，也即乾隆末年，还是达到空前的3.1亿，几乎是明代人口峰值的两倍。清代盛世人口的增长，与番薯、玉蜀黍等高产作物的引进有关。这类高产作物能够在高阜斜坡乃至贫瘠土地种植，从而大大扩展了耕地面积，但也因而加剧了水土流失并影响到生态环境的变化。高产作物的引进与清代人口的增长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到了乾隆末年，朝野都已感受到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压力。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1793年12月），已届耄耋之年的乾隆帝在一份上谕中指出： 　　“我国家承天眷佑，百余年来太平天下，化泽涵濡，休养生息。承平日久，版籍益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 　　同年，被后人戴上“中国马尔萨斯”桂冠的著名政论家、文学家洪亮吉（1746—1809）也在文章中明确提出关于人口增长带来危险的警告： 　　“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 　　清朝统治者为缓解人口压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开放封禁山区，允许开荒归己，免于升科，适当鼓励向某些边远地区移民，等等。但“人满”的阴霾始终驱之不散。清人汪士铎在其《乙丙日记》中所描述的太平天囯战前“人多之害”情形，更是一派“末世”的景象： 　　“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殖之法既精，糠覈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驱人归农，无田可耕；驱人归业，无技须人。皆言人多，安能增益？盖一亩不过一农，一店不过数人，今欲以百农治一亩，千人治一店，如何其能？” 　　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中国的社会状况逐渐为外人所知。到了1850年，两位远在欧洲的评论家在共同署名的一篇《国际述评》中指出： 　　“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 　　这一年，载于户部《汇造各省民数谷数清册》的各直省人口数字为4.3亿。这是太平天囯战前人口汇造最为齐全的一年（此后即每缺数州县甚或数省）。1850年前后的实际人口估计已高达4.5亿，这也是太平天囯战前中国人口的峰值。 二 　　1850年冬，太平天囯起义于广西桂平爆发，短短数年便席卷了10多个省的广大地区。在太平天囯影响下，各地各族人民掀起了反抗清王朝的斗争。清政府动员起自身全部力量，对造反的各族人民群众实施血腥镇压。外国侵略势力也趁火打劫，或发动战争，以攫取更多在华利益和特权；或鲸吞蚕食中国领土，奴役压迫我边疆人民。严重的饥馑、瘟疫如影相随，交替袭来。如以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第一座省城武昌作为内战全面爆发的标志，到1878年1月清军收复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境，全国的战乱整整延续了1/4世纪。若再加上1877—1878年间北方的大饥馑（“丁戊奇灾”）和随之而起的瘟疫，实际上要到1880年才基本扭转了中国人口连遭损失的严重局面。 　　太平天囯战争及随之而起的饥荒、瘟疫，使得大批人口死亡和逃散。很多昔日繁华之地，只剩下颓垣荒草，豺獾出没。以江苏江南地区为中心的江、浙、皖、赣等省是太平天囯的主要活动地区。全国的经济中心一变而为两个政权生死搏斗的主战场。在清王朝经过多年反复征剿终于将太平天囯血腥镇压以后，城乡的破坏和人口的损失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1863—1864年，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江苏巡抚李鸿章等在向清廷的奏报或给家人的信函中，均提及当时安徽、浙江及江苏江南地区的情形：战前这些地方多是民稠地密的膏腴之地，炊烟相望，鸡犬相闻；现在则是荆棘塞路，黄茅白骨，几里、几十里见不到人家。人民死于兵燹，死于饥饿，死于疾疫，几乎没有孑遗。非二三十年，不可能复元。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P. W. Richthofen）于1871年致函上海《字林西报》，描述了他在浙西及皖南的见闻：谷地的土壤极其肥沃，却完全荒芜；刷着白石灰的华美住宅掩在丛生的树木之中，无人居住。桐庐、昌化、于潜、宁国等城市，成了一片片废墟。城中只有十来座房屋有人居住。联结城市间的大道变成了狭窄的小径，许多地段长满了数人高的荒草或难以穿行的灌木。山谷中的村庄规模之大、数量之多，说明以前人口十分密集；房屋的精细风格，建筑的砖石结构和双层楼房，说明了原先的富足程度。山谷中的耕地和山坡上栽种水稻的梯田，现在长满了荒草；栽培的桑树大都因无人照管而开始朽烂。 　　西北的陕甘两省，由于太平天囯战争期间的所谓“回乱”，土地抛荒，人口凋零。陕西巡抚刘蓉在奏报中说：陕西的西安、同州、凤翔三府地最沃饶，但战后土地开垦还不足十之二三，而人民死亡者十居六七。 　　灾荒和饥馑造成的人口损失，甚至超过战争行为。如光绪初年的“丁戊奇灾”（光绪三、四两年的干支纪年为丁丑、戊寅，即公元1877、1878年），黄河中下游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直隶等省连遭大旱，人口损失以千万计。《清史稿》称：“饥民死者日近万人”。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记载道： 　　“西、同、凤、乾各属，古三辅地，百余年来休养生息，鸡犬相闻，至道咸时户口称极盛焉，同治初回变起，杀伤几五十余万，亦云惨矣。重以光绪丁丑、戊寅奇灾，道殣相望，大县或一二十万，小县亦五六万，其凋残殆甚于同治初元。 　　光绪《山西通志》也说： 　　“晋省户口，素称蕃盛，逮乎丁、戊大祲，顿至耗减。当时见于章奏者，饥民至六百万，而次年之疾疫死亡不与焉。” 　　光绪二年（1876）该省册报人口1642万，光绪九年（1883），锐减至1074万，仅为前者的65.4％。 　　由于缺乏可信的人口统计数据，我们对晚清战乱、饥馑等造成的人口损失只能作出近似的估计。在华的英国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认为：在1876年到1879年的大饥荒中，有1500万—2000万人死亡。另一位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Andrew P. Happer）认为，太平天囯战争直到北方五省大饥馑的人口损失，损失的人口总数可达6100万—8300万人。综合时人的各种估计，我们认为：这一时期人口的损失至少在8000万以上，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动乱时期。然而，由于中国人口总数的增长，损失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明显下降。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的“人口减半”的情形已不再出现。 　　中国人口恢复到战前旧观的时间，比左宗棠估计浙江的复元至少需“二三十年”还要长得多。我们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编纂的安徽《霍山县志》（卷二）中找到了颇能说明问题的记载： 　　“垦山之害，旧志已历言之，谓必有地竭山空之患。阅数纪而其言尽验。道咸之劫，人无孑遗，而山于此时少复元气。故中兴以来，得享其利者四十年。近以生息益蕃，食用不足，则又相率开垦，山童而树亦渐尽。无主之山，则又往往放火延焚，多成焦土。” 　　光绪《霍山县志》的记载表明：战后该地区人口的恢复大约用了40年时间，即到20世纪初。而人口的增减与土地元气的剥复，适成此消彼长、彼消此长的鲜明对照。 　　根据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回溯推算，1900年前后中国人口为44300万人，1910年为45921万人。也就是说，全国人口重新达到战前1850年峰值的时间，大约是在20世纪初。 三 　　在晚清人地关系的研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是人口与土地统计数据的辨析。 　　清代前期顺康雍三朝的人丁与地亩统计，只是纳税人丁与纳税地亩的统计，两者成正相关，基本稳定在每丁30亩的比例，因而并不反映实际的人口与土地。其后到了乾隆年间开始有“大小男妇”的民数统计，但各地方志中所记载的人口与土地数字，仍多为分摊到各地的纳税人丁与纳税地亩的统计。曾有研究者试图以这类统计数据说明广西田赋负担甚至比广东还重，其结论当然是错误的。因为事实上按人头的平均负担，广西不仅大大低于广东，而且还有逐渐降低的趋势。乾隆以后的民数统计，虽接近实际人口，但也有其从“本籍主义”（排除流寓人口）到“现住主义”（上报全部现住人口）的变化，其后又有从根据保甲编查造报人数再到胥吏随意编造人数的发展演变过程。大体说来，乾隆年间人口统计资料的可信度比嘉庆、道光两朝高一些，而道光朝鸦片战争前的统计又比鸦片战争后的可信度高一些。至于咸丰朝的民数册报，一是缺失太多，二是随意编造，已无可信度可言。在这方面，原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后改称社会研究所，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身）的相关研究，如梁方仲、罗尔纲、王士达等人的研究是做得最好的。何炳棣的人口研究注意吸取他们的成果，因而也有着很高的可信度。 　　但罗尔纲与何炳棣等人的研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就是下面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马尔萨斯学说是否可以直接作为“原理”应用于中国人口的研究？ 　　马尔萨斯为中国人所熟知，是由于他在最初出版于1798年而后又经过多次修订的《人口原理》一书中所提出的“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的著名论断，也就是所谓“两个比率”（中文版初译作“两个级数”）：“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他在书中断言：人口若不受到抑制，每过25年左右便会增殖一倍，而土地收益却是递减的，从而断言人口增长有一种必然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自然趋势”。 　　马尔萨斯的学说于中国人来说并不新鲜。明代后期学者徐光启（1562—1633）早其160年就已有了极为类似的说法： 　　“夫谓古民多，后世之民少，必不然也。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 　　就连被后人称作“中国马尔萨斯”的洪亮吉，也比马氏早5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清末马尔萨斯学说传入中国时，中国的人口已逐渐恢复到太平天囯战前的旧观，人们开始重新意识到人口的消长确乎与中国历史上的兴衰治乱有关，从而直觉地接受了马尔萨斯学说。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1854—1921）说，中国由于承平时期人口不断增长，到乱时“积骸如莽，流血成渠；时暂者十余年，久者几百年，直杀至人数大减，其乱渐定。乃并百人之产以养一人。衣食既足，自然不为盗贼，而天下粗安。生于民满之日而遭乱者，号为暴君污吏，生于民少之日获安者，号为圣君贤相。二十四史之兴亡，以此券矣。” 　　为什么在西方因工业革命而无人问津的马尔萨斯学说，却能在东方的人口大国找到“知音”？为什么二十四史的兴亡，总会伴随着人口增减变化的周期？ 　　这就与前面提及的小农生产方式有关了。男耕女织的小农生产方式，是一种需要大量人手，同时也能够供养众多人口的生产方式。战国时代的孟子说过：“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战国时期的百亩大约相当于清代的三十亩。直到近代以来，中国北方还有“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说法。从治田的标准限度来看，这其实与孟子所说并无差异。秦汉以降的二千年间，农业耕作技术虽有进步，但土壤丰度下降，劳动强度增加，农业生产力水平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或改变。而人口众多本身是潜藏着危险性的，这就是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就会造成无可挽回的人口损失。人口学有所谓人口增长的“惯性”之说。但在战争、瘟疫、灾荒、饥馑面前，人口已无任何相对的“增长惯性”可言，而只有绝对的死亡和人口总量的急剧锐减。这也就是王朝的兴亡周期往往与人口的增减波动周期相重叠的原因所在。 　　但用马尔萨斯的所谓“原理”是否可以用来证明中国王朝的鼎革是由“人口过剩”所引起的？事实是：不能够。 　　这里不妨以罗尔纲的研究为例。 　　1949年初，罗尔纲在题为《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的长篇论文中，第一次较为系统全面地研究论证了太平天国革命前一百多年间清代人口增长的实际状况，考察分析了这一时期人口与耕地比例关系的发展演变，并极为广泛地搜集了统计数字之外的有关人口压迫的种种事实，如人多米贵，国内移民，向边疆、海岛、海外的非法迁移偷渡，垦山，以及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的各种过剩人口，等等。在比照了当时的人口论，即洪亮吉和汪士铎的有关言论后，罗尔纲得出结论说：人口过剩确是太平天国革命的主因。罗文的分析论证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的，特别是他把考察的范围放到清代中期，亦即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一百多年间，时间跨度较大，人口增长的作用和清王朝由盛而衰、由治而乱的转变，表现得都相当明显。 　　但问题的关键是：人口压迫究竟是如何引发太平天囯革命的？罗文却无法予以回答。因为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因果关系。还是在1956年，经济学家王亚南在批评罗尔纲用中国人口数字和土地亩数及其比例论证人口压迫问题的做法时即指出：“他好像一点也没有感到，从这样一个比例中，怎么也不能结论出太平天国的运动是一种大革命运动。” 　　一位热心倡导人口增长经济学的美国学者在评论何炳棣关于人口压力是太平天国革命最基本原因的结论时也认为：“对于这样一种马尔萨斯主义的判断，很难加以支持或反驳。”就是说，既无法证是，也无法证否。 　　人地关系问题是一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对于这样复杂的大问题，并不是马尔萨斯所归纳的所谓“两个比率”的简单公式所能解决的。人们常说“人满为患”，但何为“人满”？“人满”究竟如何“为患”？并不是罗列一堆数据和史料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是需要加以严格的也因而是相当繁复的论证。至迟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管子》对“人满”问题是这样论述的：“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满。三满而不止，国非其国也。”对于“人满”，注曰：“谓人多而政少。”可见所谓“人满”是指人口众多而缺乏有效的管理，这是古人辩证思想的结晶。人地关系的研究从表面看，只牵涉到量的问题。但量的增加，必然引起关系的复杂化。这是当年的马尔萨斯所没有认识到或无法加以解决的。现在研究“复杂”或“复杂系统”本身也已成为专门的学问，人地关系的研究，绕不开复杂性和复杂系统的问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我在这篇文章里就不再费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