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声音都有被听到的机会

    《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因这封致总理的公开信，桔子水晶酒店CEO吴海被请进中南海“吐槽”。     “没想到，这封信激起了不小的波澜，李克强总理、汪洋副总理、杨晶国务委员都做了批示，我也因此走进了中南海”，吴海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表的新文章《每一个声音都有被听到的机会》中，披露了自己那封公开信被高层批示的细节。     这篇文章记述了吴海为何写那封公开信，在中南海的经历，以及公开信中被人们“忽略”的那部分。   每一个声音都有被听到的机会 吴海     世上的事真的很难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做酒店的生意人，想得也比较简单，努力工作，做得好的话就能多挣些钱，安安静静过自己的小日子。     今年3月23日凌晨，我给李克强总理写了封信放到了网上。没想到，这封信却激起了不小的波澜，李克强总理、汪洋副总理、杨晶国务委员都做了批示，我也因此走进了中南海。     其实，我一直都很清楚我只是一个小人物，对于我个人而言，这一段热闹将会迅速归于平静，一切都会被遗忘。但是，我相信国家的许多进步，都是在许多这样的平静中爆发出来的。     哈，领导重视，原来是总理啊！     其实，我给总理写的信的标题是“对企业好才能对人民好”，这是去年我在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全体代表大会上题为“让市场发挥效率，给企业和政府松绑”的发言的基础上的一个完善。     3月22日晚上，我像往常一样看看公司报表，浏览网上新闻，看到网上都在讲总理到工商总局强调简政放权的事。我突然想，这些简政放权说的都是中央部委的事情，而像我这样的绝大部分企业的行政审批和监督管理跟中央部委都沾不上边，这些权力早就下放到地方了，只有地方的简政放权做好了，才能真的帮助到绝大部分企业。     于是我想，我为什么不把我知道的和我的建议说出来？万一国家有关部门看到了可能对促进简政放权还有些帮助呢。当时，我当然没有敢奢望总理会看到我的信。     23日凌晨1点多我开始写，3点多我把建议放到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wuhai222），于是就有了网上大家看到的那封信。     给总理的信其实我写了两个版本，一个是白话版的信，我放到了网上；一个是正式信件，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把正式信件寄给总理，就存到了电脑里。     大概过了一周多吧，国务院一个机构联系我。我想，是不是我说的话不合适啊？我要被“请喝茶”了？于是我去了国务院这个机构，接待我的是一个司长，他大概是看出了我的忐忑，告诉我说，我的信是为国家好，他的领导非常重视，希望我以正式信函的形式寄给他们。我当时想，“他的领导”？他的领导大概就是部长了吧。     于是，我回到办公室把信寄给了接待我的司长，第二天他给我来电话说，“你的信的收件人应该写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收”。哈，领导重视，原来是总理啊！于是我就寄了。     我的名字居然放在长长的会议桌正中间位置     寄信前后的那段时间，不断有北京市和国家的一些部委和机构的领导约我见面，了解我对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的一些想法，我也因此听说和接触了以前没听说的不少负责体制改革的核心部门，估计我这一生能见过的大官也在这几周内全见了。那段时间我在想，我让国家听到企业的呼声的目的达到了，一切都该画上句号了吧。     大概两周前，最早联系我的人给我打电话说国办的领导可能要跟我谈谈，并告诉我国办会通知我时间和地点。我在想，又要见领导了。     5月12日，我接到国办工作人员的电话，他说国办有个会想请我做个发言，大概10分钟左右。我问他要不要讲稿，他说不用，让我畅所欲言。     当时我很吃惊，因为我知道很多地方的这类会议都会要求讲稿，并且会有人专门审稿。他提出的唯一建议是便装出席。我问了一下，便装是不是不打领带就行，他说“行”。     接着，他又问了我的车牌号，说进来要检查，我说好，然后我问会在哪里开呀？他说国办啊。我又问国办在哪里？他说在中南海，从西北门进来。     中南海？当时我确实有点惊喜：我要进中南海了！     5月14日，我开车进了中南海，停车时我在想，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来中南海，本来想拿手机照张相留念，结果被负责警卫的战士制止了。     由于我到得比较早，有时间在楼里到处看一下。这里面的建筑和结构都比较老，就和北京随处可见的一些老部委的楼一样，里面的设施很简单，跟我想象的豪华和气势磅礴差距太大，一些办公室连我在地方见过的处级甚至科级部门办公室的面积和设施都比不上。要不是几个站岗的战士和会议室墙上巨大的屏幕，我都不敢相信自己已经站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心脏区域。     我进会议室的时候，工作人员正在会议桌放参会名牌，我从角落开始找我的名字，最后发现我的名字居然放在长长的会议桌正中间位置。     我当时想，没搞错吧，正中间？我只是一个老百姓。     会议开始后，主持人开始介绍参会人员，我才知道坐在我旁边的是国办领导，桌子对面是国务院一些部委的领导和北京市的领导。     会场有点热，不知道是不是中南海严格执行空调摄氏26度的规定，我看领导都穿着衬衣，我就把西服脱了，穿着衬衣。等自己发言结束的时候，我才发现领导们的衬衣袖子都系着扣子，就我撸着袖子。     我被安排第一个发言。我没有讲稿，心想既然说了让我畅所欲言，我就说吧。当时我什么都没想，直接把自己对于地方和基层简政放权、监督管理的担心说出来了，并且把一些改善建议都说了，有的话现在想起来还是比较直接，包括“政令不出中南海”，“处长执政”等话，我也直接说了。     发言的最后，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可能是官话，可是我还是要说‘下情上达，政通人和，国之大幸！’”     其实，有时候官话有点道理，至少我说的话国家听到了！     当北京市的相关领导发言时，我插话道：“如果全国都能做到像北京市一样的标准，我就该磕头了。”     老实说，这个会上具体的事我提得很少，更多说的是普遍存在于地方和基层的问题以及简政放权最后一公里的解决方案。各部委的回复也比较直接，包括他们正在做的和计划怎么做的。     会议开了近两个小时，出来的时候我在想，这大概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机会进中南海了，可惜连个相片都没留。     车开出去的时候，我心里说了一句：再见，中南海。     我的初衷只是希望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     我在会上提了一些事和一些人做的事，但是我不可能也不会说具体哪个人，哪个城市发生的这些事，因为我的初衷是帮助国家，而不是为难哪个人。     我说得很直白，八项规定之前有几个不吃喝的，八项规定之后就没有多少人敢了，所以这是一个观念和体制问题，只要行政审批更加严谨、没有弹性解释空间，只要监督管理尤其是罚款能够量化，没有人为裁定，只要对于基层管理制度更到位，这些问题就能解决。再说基层工作本身也不容易，只要他们能改好，我何必为难他们。他们也是有老有小的人，社会风气就这样，也不能完全怪他们，因为我选择相信人性的善良。     会后这几天，我第一次没太关注公司的事，媒体来了一拨又一拨。我想，普通老百姓谏言获得总理批复算是一个大新闻吧，连《焦点访谈》我也有机会上了。     不过，媒体总希望有些独特视角，尤其是爆料。虽然我的信确实说了一些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我提出了解决方案。不过很多人更感兴趣的是，基层部门变相收取的费用或上缴的“特种税”到底占公司收入多少？我信中提到的某个城市、某些部门系统性腐败指的是哪个城市、哪个部门。每次我都需要解释，我的初衷只是希望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     国家相关部委也很重视，找我开会了解情况，在涉及具体的人、事和城市时，我选择了沉默。因为我觉得我说的这些人固然有自身的小贪欲，为什么基层领导视而不见？为什么会纵容？有效监督体系的缺失和相关领导纵容才是这些基层小腐败猖獗的最主要原因。     21日上午，公安部的领导专门到公司来开恳谈会，地方和基层发生的问题我都说了，但具体到哪个地方和谁我没说。其实，公安部总体政策都是合理的，但下到基层后就变形了。实际上，公安部早就知道这些问题，一些针对这些问题的新制度和法规都要出来了。我简单看了一下公安部正在酝酿中的政策，如果地方和基层都能执行，涉及基层公安部门管理的许多事情将会大大改观。     我的建议     关于简政放权>>     在我给总理的信上以及在中南海的座谈会上，我提了几个建议，也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虽然媒体报道的比较多，但很少有人触及核心问题，那就是从职能转变到观念转变的问题。     八项规定好吗？很好，政府官员的确不敢吃了，东西不敢拿了，但是，为什么出现了一些事也难办了呢？     当问他们为什么不敢吃的时候，他们的答复是，八项规定抓得太严了，怕犯事。“怕”是这里的核心词。换句话说，从来没有人想过“我不应该吃！我不应该拿！”这就是我说的观念改变的问题。     中央的简政放权好吗？当然好！有效的简政放权一定会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可是我相信很多企业并没有感受到中央简政放权带来的营商环境的改善，因为绝大多数企业的行政审批、监督管理都在地方甚至在区县一级的基层，中央新下放的这些行政审批跟这些企业本来就不沾边。过去基层政府在履行这些职责的时候没有让企业感受到很高的效率以及完全的公平，那如何保证中央各部委权力下放，到了地方、基层这个层面，有关部门会提高效率呢？如果这些不解决，简政放权将堵在最后一公里，甚至是零公里的办事窗口上。     我在会上说得比较直白，正如八项规定带来的是“不敢吃”而不是“不应该吃”的状况，当前简政放权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其实，中央的意图很明显，要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政府职能从过去全能型政府要变成服务型政府，服务于市场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简政放权只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具体改革措施，如果各地方基层单位没有服务于市场经济的意识，怎么可能制定和执行出符合市场规律的行政审批、监督管理制度呢？     所以，我坚持认为简政放权是标，职能转变是本。如果没有适应于市场经济的政府职能转变意识转变，许多地方、基层的简政放权就会流于形式。     简政放权的形式好做，服务于市场的职能转变的意识如果改不过来，将会消解改革的效力。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一种“逼迫式观念改变法”：在制定任何简政放权、行政审批、监督管理制度的时候必须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即必须回答下面这些问题：     是否符合市场规律？是否应该由市场来调解？如果由市场来调节，风险在什么地方？是否利大于弊？如何防范风险？如果必须行政审批、监督管理，流程是否合理？是否有办法提高效率减少环节，减少企业的负担？如果涉及多部门审批，对于同一事项是否有统一的标准？是否可以一个部门负责共同的事项，其他部门只负责专项审批？     行政审批标准是否有统一标准？是否有不同解释空间？下放权力的部门是否有对地方制定的行政审批流程的确认和审批权？监督管理是否可以量化？是否有寻租空间？如何避免寻租空间？     我觉得制定这些行政审批政策以及监督管理流程的部门必须书面回答上面的问题，并且把这些回答连同自己制定的制度一起提交给上级部门、专家、企业一起讨论通过。只有这样才能从形式上倒逼这些部门接地气，从市场经济的角度也就是职能转变带来的角色转变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关于“端菜”“点菜”>>     总理说，简政放权要从政府部门“端菜”变为人民群众“点菜”。其实，菜好不好吃最清楚的是吃菜的和掌勺炒菜的。老实说，那些坐在办公室制定菜谱的人以及研究菜谱的学者专家还真不如他们清楚，很明显，负责行政审批的掌勺人最清楚企业有什么难处，因为这些是企业要求他们办事的地方，企业自然就更心里有数了。     但是，这个菜也不能单由点菜的定，因为吃菜的企业永远是自私的，他希望没人管理才好，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天生就存在矛盾，不能单由一方来决定这个菜。     所以我提出，只有让具体掌勺的也就是负责行政审批的人和负责点菜吃菜的企业一起参与来做这道菜才能做得好，光听专家或者坐办公室研究菜谱的人还真难做出切合实际的好菜。所以，各级政府应该鼓励企业参与，要保证他们敢说并提建议，保证他们不受打击报复。只有掌勺的和点菜的一起来做这道菜，这道改革的“大菜”就会做得很有意思。     关于政商关系>>     如果说做企业和政府没有关系这可能是瞎话，因为，无论在哪个国家，政府和企业之间永远存在着审批和被审批，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做企业和政府完全脱离关系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企业和政府没有关系是一个伪命题。     我一直认为企业和政府应该有一个良好的互动，有时候我感觉就像是新姑爷和丈母娘一样，取得丈母娘的信任肯定不是坏事。当政府对你的企业了解多了后，自然会增加信任，当企业有困难的时候自然也更愿意帮忙。     我在青岛的体会就非常深，桔子水晶酒店集团在青岛有四家酒店，第一家酒店开在青岛市南区五四广场，由区招商局引进。由于我们守法经营，碰到一些处理周边关系的棘手问题时也积极配合区政府，这样和区里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当我们在市南区开第二家酒店时，却碰到了一些困难。由于我们对当地情况不熟悉，物业上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错综复杂的关系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酒店被迫停业。我们向市领导和区领导进行了汇报，市委、市南区委及区政府主要领导明确表示，任何利用公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在青岛都不会有生存土壤，他们支持企业依法办事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最近我一直在反思这个事情，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和政府的关系。政府里人来人走，企业应该合法经营并建立与政府的良好互动，这样自然能取得政府信任，单靠与政府的领导搞好关系就会把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搞得有些变形，老实做人、踏实经营永远没错。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由于一些偶然机缘，让总理看到了我的信而成为公众人物。对于我个人而言，我会很快被大家遗忘。但是，也许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相信，国家在进步，每一个声音都有被听到的机会！ 桔子水晶酒店CEO吴海 2015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