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文速递 ‖ 江户时期东渡日本的唐人及其对日本的文化影——以唐馆为中心

江户时期东渡日本的唐人及其对日本的文化影——以唐馆为中心 吕品晶 韩宾娜 [摘 要] 江户时期东渡赴日的唐人以从事贸易活动的唐船商人为主体，他们以唐馆为活动中心，在日本社会通过日常生活和节庆习俗进行着潜移默化的中国文化传播。同时还有为数众多随唐商船同来的高僧、儒士、画家、医者等，以及具有商贸和文化交往双重身份的唐商人，他们通过更广泛的与日本人接触的机会将对日本的文化影响发挥得淋漓尽致。透过对江户时期东渡日本的唐人构成及其在唐馆内外所从事的文化活动的梳理，更可见以人和空间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章必功在《移民文化新论》中提出“移民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赴日中国人作为海外移民中最早的一支，受到了社会学、历史学等多领域学者的关注。其中江户时期的长崎是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时空节点。《唐通事会所日录》《长崎荷兰商馆日记》《犯科帐》《长崎实录大成》等文献从多角度还原了当时的历史情况，为研究留下了诸多线索。至上个世纪70年代，中山久四郎、山胁悌二郎、沼田次郎、箭内健次等日本学者在研究中都涉及到了江户时期赴日唐人，从多层面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支撑。其中唐人在日本进行的贸易活动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但与之相伴的文化影响亦是不可忽视的着眼点。江户时期东渡日本的各色唐人，是当时中国文化向日本社会不断传送和浸染的成就者和实践者。中日两国长久以来的文化交流，加之唐馆建成后文化载体功能的发挥，使得中国文化对日本社会影响至深。 一、江户时期赴日唐人的主体 长崎自1571年建港开为商埠以来，逐渐取代博多、平户成为江户时期唯一的对外贸易港。葡萄牙船、荷兰船、唐船渐次到来，使得长崎从过去一个寒村转身为东亚地区最为繁荣的港口之一。而在这个华丽转身的实现过程中，定期赴长崎开展唐船贸易的中国商人承担着重要的角色。此时的唐人东渡日本，既有自中国秦汉以来历经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朝初期的双方往来作为历史基础，也有当时中日两国的各自情势提供助力。进入17世纪，德川幕府逐渐走上了锁国道路，将葡萄牙等排除在长崎的贸易体系外，唐船贸易虽然也受到了限制，但却一跃成为锁国政策下长崎贸易的主体。而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正处于明清交替的动荡时期，“为避兵乱、谋营生而携家财住居长崎”的唐商人，以及赴日乞师的明遗民，赴日弘法的僧侣等陆续东渡日本，在长崎汇集了一定规模的唐人。罗晃潮（1991）指出，明清之际的华商、遗民、儒士、僧侣东渡日本，聚居于长崎，成为构成当时华侨社会的最基本要素。范玉春（2005）也提到明末清初的改朝换代使大量的中国沿海居民迁居日本，其中既有前往日本避难的文人学者，也有商人，甚至还包括前往日本弘法的佛教高僧。 据《长崎实录大成》《长崎县史（对外交涉编）》等史料记载，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陆续有唐人从中国大陆及东南亚地区到达九州地区，在丰后、臼杵、府内、日向、萨摩、大隅、肥后等地居住，特别是庆长九年（1604）德川幕府开始实施“丝割符制度”以及宽永十二年（1635）锁国令下达以来，集中于长崎的唐人更见增多。值得注意的是，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是唐人赴日以及聚居长崎的重要原因。汪鹏在《袖海编》中提到，清前期通过长崎贸易赴日的主要是“贾于海外”的中国商民。斯波义信对江户时代长崎贸易时期赴日唐人构成进行分析时指出，随着中日往来的频繁，“船员之外的乘员——贸易商、荷主的代理人、批发商、商品和价格有鉴别力的人，以及库管、船工、料理人、职人、艺能人、随从，偶尔也有高僧和学者，各色人等随船而来……”，其中多数与唐船贸易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可见，与贸易相关的唐船商人是这一时期东渡日本唐人的主体。 随着唐船贸易的隆盛，渡来的唐船商人数量亦相伴增多，基于各地唐人语言的差别，以及幕府与各地商船对口贸易的需要，唐船商人以出身地划分成立了“乡帮”，首先成立的“乡帮”包括：三江帮——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出身者（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福州帮——福建省福州府（福州地区，含福州、福清县、长乐县、连江县等）出身者，泉漳帮——福建省泉州府与漳州府（闽南地区）出身者。到了17世纪后半叶，随着广东出航的唐船增多，又成立了广东帮。“乡帮”是以地缘为纽带的唐商同乡自治团体，以处理共同的政治问题、解决内部成员间的纷争、相互扶助为目的。但是，唐船商人抵达日本的初期既没有政治上的困难，也少有经济上的阻碍，“乡帮”的中心工作便是贸易上的提携和共同的祭祀活动。在“乡帮”的基础上，“长崎在津之唐船主共资财、寄附创建唐三箇寺”。唐商们自发地以“乡帮”为纽带相继建立了唐三寺——兴福寺（元和六年1620，隶属于南京帮）、福济寺（宽永五年1628，隶属于泉漳帮）、崇福寺（宽永六年1629，隶属于福州帮），在唐三寺建成约五十年后，以广东帮为核心的圣福寺也建立了。 结成“乡帮”的唐商人初到日本之际散居于市中，与长崎市民及商品市场广泛接触，但与此同时，走私的泛滥、商品市场的失控以及随唐船而来的天主教传播的苗头都对幕府的锁国方针构成了威胁。作为应对，唐馆应运而生。唐馆即是江户日本在锁国情势下，为将中国人与日本人隔离，效仿出岛荷兰商馆，于十善寺村范围内所建的唐船商人的聚居之所，又称“唐人屋敷”。《通航一览》“唐国总括部”中对此有所记载，“元禄元年，唐商宿町停止，于十善寺村药园建唐人共住馆。”工事于同年（1688）“九月廿五日事始，翌二年己巳四月十五日迄普请成就，唐人不残入住构内。”建成于元禄二年（1689）的唐馆，可以说是存在于江户时代的一隅特殊的“中国世界”，直到明治三年（1870）在大火中物理性烧毁，共存在了181年。 唐馆的设立既有防范天主教传播、抑止走私、肃清风纪等加强唐人管理方面的原因，也有“长崎奉行”（即长崎地方官）对应人口增加以及强化政治力的政策方面的考量。唐馆建成后，到港唐船商人全部被迫居于馆内，不仅受到日方官吏严苛的管理，还受到诸条禁令的限制。福建、三江、广东等地唐商人跋山涉水东渡日本，为了贸易利益在唐馆内往往停留三四个月甚至更久，这期间他们也把中国的生活习惯、节庆习俗等带入日本，使中国文化潜移默化地渗入日本社会。 二、唐船商人在馆内的日常宴饮与传统活动 江户日本对唐馆出入严格限制、对贸易活动严格管理，但对唐船商人的生活方式限制较少。恪守传统的唐船商人，一丝不苟地将中国式的习俗延续到长崎唐馆，以四季的各式活动为中心创造独立的生活环境。因唐人的汇集、文化的发散、习俗的衍生，使得“唐馆”俨然一处异色中华文化的异域表征地。 （一）唐人的日常宴饮 虽然身处日本，但馆内唐人日常饮食仍以中餐为主。《长崎闻见录》中记录了当时的唐人食事： 早饭食粥是为保养，昼食丰盛。鸡猪鱼菜等十余味，贵贱皆食。 唐船商人大部分来自华中或华南地区，主食以米饭和面食为主，喜欢喝中国香茶，饮中国名酒，尤其是黄酒、白酒、药酒。唐馆开设之初，虽然将军德川纲吉颁布了《生类怜悯令》，禁食禽畜类，严禁使用猪、鸡、家鸭为食材制作料理，但唐人和荷兰人例外，在唐馆中和泊船中的唐商人可以食用禽畜类的菜肴。因此，唐人在馆内的饮食习惯基本没有大变化，仍延续着故土的饮食习俗。 唐人“以食为贵”，尤其在单调的馆内生活中，饮食之乐更是最大的乐趣。为了排解寂寞，联络乡情，在馆内几乎每日开设酒宴——桌袱料理。《长崎名胜图绘》中描绘了唐人的宴会场景，如图1“唐人宴会桌子料理图”所示。这种桌袱料理按照食客的人数和等级不同，食器和餐食的配置也有所不同。所用的食器包括筷子、酒盅、汤匙、小碟，按照人数置于食客面前。菜碗和菜碟按照菜肴的多寡分为二十四碗、十六碗、十碗、八碗、六碗等。另外还有四道或六道小菜以及蒸点。菜肴种类丰富，根据早晚有所不同，也依各家贫富有所差异。规格较高的宴席，菜品的种类包括：“猪、鸡、家鸭、野牛、羊、鹿肉、鹿筋（舶来品）、鹿脯（舶来品）、鳍、海参、海粉（舶来品）、风干鸡（舶来品）、燕窝（广南、暹罗、柬埔寨等地出产）、鸟类、鱼鳖、蔬菜等。” 除了菜肴丰盛精良外，在唐人宴饮中，酒也是不可或缺的，宾客大多彻夜豪饮，不醉不归。汪鹏在《袖海编》中也描述了宴饮的名目繁多： 馆中宴会极繁交相酹苔，有上办下办酒、有通办酒、有饮福酒、有春酒、有宴妓酒、有清库出货酒，寻常宴饮尤多，珍错杂陈、灯明烛灿，殆无虚日。宴妓酒名曰撒羹，凡客纳妓必盛筵延，同馆并遍集他妓以欢之厌厌，夜饮不醉无归。 从《袖海编》的描述以及《长崎名胜图绘》所载图绘中可知，唐人宴饮之际皆有游女伴其左右。赴日唐商多是成年男子，且一般都是孤身前来，并未携妻儿同来。为了缓解唐商入居唐馆之寂寥，更为了防止其与日本妇女私通，长崎地方官吏允许游女进入唐馆。“妓多聪明慧辩、捷于应对、工于修饰”，深得唐商喜爱，有些商人还在馆内与游女孕有子嗣，俨然伉俪。这样酒菜叠加且游女相伴的宴饮之地令人沉醉，被汪鹏称为“换心山，落魄桥”。 （二）唐人的传统活动 唐人在馆内停留时间较长，除了日常宴饮外，唐人还会依照故乡的习俗，因时地开展传统活动。每逢故乡传统节庆，身处异乡的唐人，将节日传统原样移植到海外。 1.正月十五——“蛇踊” 正月十五为元宵节，佳节之际，唐馆内张灯结彩，正如山本纪纲《长崎唐人屋敷》中描述“馆内无数的灯笼将唐馆照成了不夜城。”被日本人称为“蛇踊”的表演就是舞龙，是元宵佳节必不可少的一项表演环节。《长崎名胜图绘》中记载了蛇踊的情景： 蛇踊表演中，许多直径1尺余、长2尺余的灯笼被连接在一起，灯笼上面贴有绢布，涂以颜色，作成长约3丈或5丈的龙形，并装饰宝珠、配以长柄，人们手持长柄左右舞动、前后越腾，如龙戏珠般狂舞。 《长崎名胜图绘》所载的蛇踊图（图2）中，七名唐人舞动着龙形灯笼，另有七名唐人演奏二胡、唢呐、鼓、镲等中国乐器，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之情。正月十五佳节之际唐船商人和衣着华美的丸山游女在馆内一起欣赏“蛇踊”表演，不能进入馆内的日本人，也会登上附近的山头，俯瞰此热闹景象。 2.“唐人踊” “唐人踊”，也就是唐人舞蹈和戏剧，一般是每年阴历二月初在土神堂前举行的祭礼戏剧表演，但也有特殊节日里进行表演的情况。《长崎市史·风俗编》对此记载如下： 土神堂前设置高大之舞台，在馆唐人中具有戏剧才能者便着各式戏服，登台以歌舞形式表演，被称为“唐人芝居”。 “唐人踊”从《水浒传》《三国志》等小说中选取题材，或以唐人各自的乡土故事为脚本进行表演。表演过程中，有笛子、铜锣、拍板、喇叭、小锣、鼓、提琴、三弦琴等乐器伴奏。从《长崎名胜图绘》所载的石崎融思所绘“馆内唐人跃之图”（图3）可见，表演之际正是梅花盛放之时。舞台高高搭起，演奏者和表演者处于台上，观众或站立于舞台对面的平地上，或处于各自房间的露台上观看演出。唐商人还邀请长崎地方官吏前来观赏“唐人踊”表演，《唐通事会所日录》中就有诸如宝永六年（1709）十月“长崎奉行”到馆内观览“唐人踊”的记载。从绘画上亦可见，观众不仅限于唐人，一些日式穿着打扮的看客也身列其中，有些还附以酒食边看边酌。 3.“彩舟流” 春季在日唐船商人们还会举行被日人称为“彩舟流”的祭祀活动，一方面祭祀执掌航海安全的神明，另一方面纪念客死他乡的亲友，在寄托哀思的同时希望得到神灵的佑护，以求在以后的航海中能够平安无事。 “彩舟流”分为“小流”“大流”两种，“彩舟”即为模仿唐商船的彩船。“小流”所用彩船长约两间，船上配有货物和船员的模型，制作完成后在唐馆前的海岸中将其烧毁，并请唐僧为其祈福。“小流”或两年一次，或三年一次，或者每年一次，又或者每次船只出海即进行。“大流”则更为复杂，每隔十年或二十年举行一次。“大流”所用彩船规模更大、制作更加精细，船身一般长四间，且仿造实际渡航唐船的类型、颜色以及船具等进行制作，同样配有船主、财副、船员以及荷载物的模型。“大流”祭祀活动中将彩船置入海中的仪式也更为隆重，不仅由唐寺的僧人诵经祈福，在馆唐人还以锣、鼓、笛鸣奏，场面更为壮观。《长崎名胜图绘》中刊载了当时彩舟流场景的绘画（图4），不仅唐商人参与其中，日本人也在旁观看。 4.妈祖祭礼 当时赴日唐船的出航地以东南沿海为主，来往长崎的唐船为保海上出行平安，会在船上安置妈祖像，航海中对其进行祭拜，但船只入港后唐商即进入唐馆，因此在船舶入港期间，就将妈祖像委托并安置于唐寺中。待唐船回程之际，再将唐寺中的妈祖像请回船中，继续保佑回程的平安。而唐寺为了安置妈祖像还特地设立了妈祖堂，并于每年旧历的三月、七月、九月，举行盛大的妈祖祭礼活动。从元禄四年（1691）开始由唐三寺轮流举办。妈祖祭礼对进行海外贸易的唐船商人来说堪称盛会，但进入唐馆后的唐船商人若想外出赴唐寺参加此祭礼，仍受到诸多限制。据《唐通事会所日录》元禄十一年（1698）三月条记载，十九日诸唐船主联名请求赴崇福寺参加妈祖祭礼。虽于次日获得许可，但每艘唐船仅允许外出五人。最终，同月二十三日，二十八艘唐船的共计一百四十名唐人赴崇福寺。尽管有所限制但这也是唐人在馆内生活期间为数不多的可以外出的机会。到了幕末时期，入港唐船减少直到最后无船入港，妈祖祭礼也随之渐渐衰微。但到了明治时代，其仪式被吸收进诹访神社的重九祭之中并大放异彩，直到大正时期以后被废弃。 除此之外，唐船商人在日期间还举行清明祭、关帝祭、冬至等活动。唐人虽远在异乡，但也将传统习俗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得当时的唐馆内每逢节日气氛浓烈。不仅如此，唐人还时常在馆内进行音乐演奏等活动，《唐通事会所日录》中就有元禄十二年四月长崎地方官吏巡视唐馆时听闻唐人演奏音乐的记录。 形如“土牢”的唐馆是唐船贸易的中心舞台，亦是在日唐人生活习惯和风俗活动延续的场域。为了贸易利益的唐船商人跨越山海阻隔纷至沓来，在长崎贸易期间仍延续故土的生活习惯以及节事活动，并通过与日人接触的机会以及热闹非常的祭礼和庆祝活动，以唐馆、唐寺为平台，将其散播到馆外乃至整个日本。 三、江户时期活跃于日本的特殊唐人 17世纪以来，随唐船而来的有德高望重的僧人、学识深重的儒士、技艺非凡的画师，以及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贸易商人。他们之中更有居住在市中指定的住所和唐寺，这种情况对长崎乃至整个日本的文化影响更为广泛。在两国人民接触过程中，文化的传入、移植也在潜移默化地进行着，对重视实学的江户日本来说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也对弘扬中国文化、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影响日本文化的唐僧侣 据木宫泰彦的研究，江户时期来到日本的唐僧侣达六十余人。在锁国方针下，幕府最为警戒的是天主教的渗入，对渡来唐人的盘查也十分严格。如此一来，对中日两国商民的贸易活动也造成了阻碍。以此为契机，唐商自发地以“乡帮”为纽带建立起了唐寺，并招请同乡僧侣为住持。受招请而来到日本的唐僧，住在各个唐寺以及黄檗山万福寺，致力于当时陷入停滞的日本佛教的振兴。在当时渡来唐僧中最具代表性的即为隐元和尚。 隐元于承应三年（1654）随唐船抵达日本，《长崎实录大成》“唐船入津并杂事之部”记载了隐元渡来时的情况： 承应三甲午年（一六五四） 五十一艘入津 唐僧隐元和尚渡海，于兴福寺在住有之，随从僧二十人渡来，内十人为始终陪侍隐元。 隐元能够渡来长崎是当时在住长崎的唐人僧俗共同的热望，而促成其渡来的是兴福寺三代住持逸然。逸然曾三次招请隐元赴日，最终隐元决定渡来长崎。隐元一行于明永历三年（1654）六月二十一日由厦门出发，同年七月五日抵达长崎，翌日进入兴福寺。随隐元同来者共二十人，这其中除随行僧侣之外，还有画师及各类手艺人。日本的佛教界对此亦十分关注，数十人亲赴长崎恭迎隐元到来。隐元渡来后在日本传播黄檗文化，并将黄檗书道及绘画带入日本。随后逸然相继招请了木庵、即非等唐僧赴日。到来的唐僧之中，还有佛画名师陈贤、雕刻家范道生等，而逸然本身亦擅于人物绘画，是推动长崎绘画发展勃兴的重要人物。除了振兴日本佛教，唐僧的到来对于日本文化诸多方面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据中山久四郎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第一，建筑雕刻方面，唐三寺皆由唐僧监工设计，采用了纯粹的明清建筑式样；第二，书法、绘画方面，明清僧人带来了大批书画，黄檗山宛若明清名人书画馆；第三，受书画影响，刻印的发展也得到了促进；第四，对日本医学发展做出贡献；第五，音乐方面，促进弦琴等音乐艺术在日本的发展。 （二）具有文化贡献的文人 随唐船而来的文人颇多，对日本儒学、文学、绘画、书法、医学、工艺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 元和五年（1619）来到日本并归化的陈元贇，在日流寓五十二年，先后寄居长崎、江户、名古屋等地，与当时日本的有识之士接触较深，与林罗山、松永五尺、石川丈山等学者素有往来。陈元赟先后受聘于藩主德川义直及其长子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友，教授书法、诗文，并传授烧窑制陶技艺。其制陶法精致、独具风格，被日本称为“元赟烧”，尤以陶制茶器为上品，故而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日本茶道的发展。 江户时期渡日的儒士中，对日本影响最为深刻的是明末清初期渡来的代表人物朱舜水。 万治二年（1659）为避明末之乱，渡来长崎，在留七年，宽文五年（1665）水户黄门公其德义闻召，同年七月舜水，其门弟并通译高尾兵左卫门造访，同九月到达水户。礼接尤郑重、数年间谈论经史，讲究道义，厚其学才尊信有之。 天和二年（1682）四月八十三岁卒。 朱舜水，字楚屿，号舜水，寄希望于通过外国援助获得明朝复兴之兵力，为此往返于日本、安南、交趾等地。同时，他也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学者，先后赴日本长崎、水户等地讲学授徒。朱舜水精通古学、礼、乐、刑、政诗书，并对《大日本史》的编纂事业产生深远影响。其在日期间，参与编纂《大日本史》的著名学者安积澹泊受其影响拜入门下，山鹿素行也与其有书信往来。 同样，矢志于反清复明的文人张斐两次东渡日本，积极结识朱舜水，在日本期间写下“至长崎告朱楚屿先生文”及“祭楚瑜先生文”。张斐作为文人在日本颇具影响，可见当时赴日乞师的志士怀揣政治使命的同时，也不乏文化传播的能量。 渡来长崎的唐儒者、文人、画师、医师、技能者等众多，极大地丰富了江户时代日本文化，也使得当时的日本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华底色。他们多是由受幕府托付的唐商人招请而来，上陆之初可能一时住在唐馆内，但也有住在唐寺、或者唐通事宅邸、或住在其他指定住处的情况。《长崎实录大成》中关于唐医师等人到达长崎后入住唐馆以外的情况有过多次记载，唐医师周岐来享保十年（1725）六月十四日入港，七月十一日从唐馆搬出，住在大通事柳屋治左卫门宅中，直至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归国；唐医师赵淞阳享保十一年（1726）十一月九日入港，住在河间八平次宅中；唐医师朱来章住在彭城藤治右卫门宅中，给一般希望诊疗的市民进行治疗，享保八年（1723）十二月二十日暂住唐馆，翌二十一日归国。他们在唐馆外生活期间，与日人的接触范围更广、频次更多，文化的波及面以及影响力也更大。 （三）多元身份的唐船商人 除了上述僧人和文人外，到港长崎的唐商人都被安排居住在唐馆。这些唐商人以贸易为目的来到长崎，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具备文学、艺术造诣的唐商，同时具有文化互动与贸易往来的双重身份，在中日文化交往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之中有《袖海编》的著者汪鹏那样擅长诗文的富商，也有像伊孚九、陆明斋等精通艺术的唐船主。 汪鹏，字竹里，“乾隆甲申重九日漫识于日本长崎唐馆”。他是杭州钱塘富商，善书画，通诗文，于1764年以唐船商人的身份到达长崎，在长崎贸易获利的同时，还写下了对研究江户日本意义重大的《袖海编》。《袖海编》记录了他来到长崎后的见闻，包括游女、贸易、长崎官吏、唐馆内生活及习俗、中日学问等，是研究当时长崎及唐馆的重要史料。汪鹏在日期间，与日本文人笔谈交流，在当时的日本文人中口碑较高，平泽元恺在《琼浦偶笔》中就曾评价到“唐商多瞒人、言说不足信也。独汪竹里者、其人信悫、亦好读书。”除了写下《袖海编》，汪鹏在日期间致力于日本残存汉籍的调查搜集，将在日本发现的中国已经散佚的书籍带回本国，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收录于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的《古文孝经》，其文化影响早已超于其贸易地位。 同样因贸易渡来却做出文化贡献的还有伊孚九和陆明斋。伊孚九享保五年（1720）开始多次赴日贸易，虽为唐船主，伊孚九却以书画交游于日本文人阶层，且享有较高声望。伊孚九擅于南宗画，将清新的南画风趣介绍给一直以来北画画风为主的日本画坛。此后沈南苹等中国画师来到日本将南画、写生画进一步传播，学习的日本人也越来越多。陆明斋于安永时期（1772—1780）开始渡海到长崎从事商贸活动，频繁往来间，对日本风俗产生浓厚兴趣，尤其对净琉璃十分感兴趣，他在长崎贸易期间，经常招请名为大町的游女进入馆内，向其习得净琉璃的技艺。《长崎闻见录》中载有“陆明斋净琉理之事”。陆明斋虽然是以唐船商人身份赴日，在其貿易往返的过程中，也促进了中日民间文化的交流。 唐船商人固然是构成江户时期赴日唐人的主要群体，但这些高僧、文人，以及有着觉醒意识的商人更使得长崎这个贸易场域又添几分文化色彩，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日本的江户时期、中国明末清初之际，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结 语 17世纪以来唐人所带来的中国文化是构成今日本文化的重要一羽，而作为接受中国文化的基盘的则是唐人的到来和驻留，以及唐寺和唐馆的相继建立。中国明清之际，或因贸易需求，或因战乱逃亡，或因政治请援，或因文化交流，各种身份的唐人东渡日本，赴日唐人在规模、频数上都进一步扩大。唐船商人东渡日本，居住在唐馆内，进行贸易活动的同时，也将中国文化和习俗带入馆内。唐馆建设之初是以社会、经济、政治为主要动因，但在其建成以后，发挥的文化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馆内唐人日复一日的生活习惯和依时令进行的节庆活动，至今对长崎的饮食文化和节庆活动仍有影响。同一时期更有搭乘唐船抵达长崎的特殊唐人群体，他们活跃于唐馆内外，与日本人接触更为广泛，在中华文化向日本的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能量。可以说，唐馆的出现及唐商、唐僧、文化唐人的到来，丰富了唐馆内外的文化内涵，对在地空间渗入文化影响，至今仍可见这种文化影响在日本饮食习惯、文化艺术、节庆活动中的遗影。 江户时期唐人带来的饮食习惯对长崎的饮食特色产生了影响。盛行于唐馆宴饮的桌袱料理是日本最早的中华料理，长崎人将其与唐寺料理“普茶料理”相结合而形成了具有长崎地方特色的中餐宴会料理，称为“长崎料理”，这种料理形式正是中国饮食文化在长崎的一种发散。同样，作为长崎最具地方特色的饮食长崎ちゃんぽん（即长崎杂烩面），也是由长崎知名中餐馆四海楼开创者陈平顺首创，一经推出就受到日本人的欢迎，更是发展成为长崎的饮食代表，虽然它形成于18世纪末期，但不能说没有受到江户以来唐人饮食习惯的常年渗透的影响。由隐元传入日本的“隐元豆”（即四季豆）现今仍是日本餐桌上的常见菜肴，现在万福寺内天王殿通往伽蓝堂的路边木牌上还赫然写着“隐元豆：三百五十年前隐元禅师从中国传来”“重要文化财”，故此研究者称隐元为改变日本宗教和日本文化的僧人。 当时东渡日本的唐人，不乏精通儒学、书法、绘画、音乐之人，他们在日本期间传播学问、写诗做画、吟唱奏曲，留下了学问经典也带来了唐风艺术。不仅文化唐人留下著作，带来学问，即使普通的唐船员们也会依季节和节令进行放风筝、舞龙、制作灯笼等民间活动，这些艺术和习俗传到长崎市中，演化成了至今尚存于长崎的“明清乐”“唐人踊”“舞龙”等艺术表演和“长崎灯会”“精灵流”“长崎くんち（即长崎重阳节）”等节庆活动。无论是长崎每年定期举行的祭礼活动还是日常休闲的文化活动，无不受到遥远的江户时代赴日唐人的影响，这种影响在长崎乃至日本延续成一种独有的文化特色。 作者吕品晶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韩宾娜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图均出自饶田喻义编述，丹羽汉吉译：《長崎名勝図絵》，《長崎文献叢書》第一集第三卷，长崎：长崎文献社，1974年。 原载《海交史研究》2020年第1期，注释从略。 转载敬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