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胜丨中国现当代散文中的“红色文化”书写

中国现当代散文中的“红色文化”书写 王兆胜 作者简介 王兆胜，文学博士，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 【摘要】中国现当代散文的红色文化书写经历了复杂曲折的演进过程，其显著特点是中国化、现实性、生活化，并呈现螺旋式的上升发展趋势。红色散文重崇高理想信仰、精神高度、品质境界，这在共产党领袖与军民形象的塑造中得到体现，也显示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情谊。红色散文要改变固化经典观念范式，从真诚、内在化、感人、反思、自我革命出发进行理解，还要看到阴柔温润的审美风格，特别是“物喻”叙事方式的价值。红色散文有许多内在价值需要挖掘、重审、重估，这是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红色散文；红色文化；崇高品格；阴柔风格；物喻 阅读引导 一、红色散文的历史演进及其特点 二、红色散文的人物形象塑造 三、红色散文的价值魅力与艺术光彩 所谓“红色文化”，是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最具真实感、生活化、情感性的散文，20世纪以来它到底承载着怎样的“红色文化”，其内在的特点与规律是什么，感动和撼动人心的魅力何在，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虽有一些成果，但整体上较少，也是相当薄弱的，有待突破与创新。 一、红色散文的历史演进及其特点 至今，人们对“红色散文”还没有一个准确定义，不过，它不外乎强调散文中的“红色”基因、革命精神主旨、高尚的审美趣味、亮丽的修辞。当前，对于红色散文的演进变化线索勾勒还比较随意简单，缺乏历史感、动态逻辑性、规律性。那么，20世纪以来中国红色散文到底走过一条什么道路，这是值得研讨的。 一是对外国“主义”的倡导与探求。这主要是指20世纪20年代前后，包括李大钊和瞿秋白等人撰写的红色散文。早在1917年3月29日，李大钊发表了《俄国大革命之影响》一文，这虽算不上红色散文，但显然具有前奏性质，是针对俄国二月革命发出的带有“红色”的声响。文中说：“今以俄人庄严璀璨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1918年11月15日至1919年1月，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这是红色散文的开端，是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的散文作品。一方面，李大钊站在世界联合的角度谈无产庶民、工人、民主的团结胜利；另一面，他以“赤色旗”“群众运动”“新精神的胜利”为口号，宣扬布尔什维克精神。他说：“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Bolsheviki的主义。”“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像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这是站在外国“主义”立场，以世界的眼光、联合的理念、革命的精神呼唤“赤色”的到来，以及新精神的胜利。不过，此时的李大钊虽也谈到“吾国”，但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克精神还没有与中国结合，甚至它还只是个概念，一个遥远的理念。在这方面，瞿秋白的《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做了进一步的推进和发展，这是作者亲自到新俄国取“主义”的一个心路历程，既是李大钊对外国“主义”探寻的延续，也是瞿秋白从现实实践取得“主义”真经的开启。前书写作始于1920年11月4日，引言完成于1921年11月23日，1922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书写作始于1921年2月16日，完成于1923年8月4日，1924年6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李大钊象征性的外国“主义”书写不同，瞿秋白的红色散文篇幅更长，由中国到新俄国的亲历性带来强烈的现场感与真实性，自我的主体性表达更突出，现实生活的片断与新俄国精神的光芒更切实可感。在此，瞿秋白一面以“莫斯科的赤潮”和“赤色十月”写激情中“主义”的浪漫高涨，“真是人海，万头攒动，欣喜的气象，革命的热度已到百分”，“人人都异常兴致勃发。无意之中，忽然见列宁立登演坛。全会场都拥挤簇动”，“‘万岁’声，鼓掌声，震天动地”，“工人群众的眼光，万箭一心，都注射在列宁身上”；另一面，他被一种自我情绪特别是自卑、抑郁、悲情、自我剖析控制，以“多余的人”自居。作家以一个“中国人”表达自己在“赤都”革命胜利之际从心底升腾起来的“忏悔，悲叹，伤感”以及“心智不调”，于是发出“无谓的浪漫，抽象的现实，陷我于深渊”，“我要‘心’！我要感觉！我要哭，要恸哭，……亦就是一次痛痛快快的亲切感受我的现实生活”。站在红色革命激情的角度看，瞿秋白“多余的人”情绪是落后的；然而，站在自我、中国、心灵世界看，这正是瞿秋白红色散文真实、清醒、深刻之处，也是其散文充满韵致的地方。另外，此处所言“多余的人”写于1921年12月19日，这往往不为人注意，实际上它开启了十多年后瞿秋白英勇就义前所写《多余的话》的先声，这也是进一步研究其思想发展的一个起点。总之，对外国“主义”的倡行与追索奠定了中国现当代散文中“红色文化”书写的基石。 瞿秋白：《多余的话》 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与创行。这主要指20世纪30年代前后，以毛泽东、方志敏、瞿秋白的散文为中心。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此时的毛泽东写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等，这些文章有中国问题意识，关注的是阶级、农民、红色政权、斗争，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得出的结论符合中国历史现实特点，也具有指导意义，是特别实用和紧贴“地气”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红色散文中的成功创造。另外，同是1935年5月，同是被俘的共产党人，同是临死前的独语，方志敏与瞿秋白写出不同的红色散文，其中包含了不一样的内蕴，也彰显了不同的政治、思想、文化、心灵世界。方志敏分别于5月2日和26日，写出《可爱的中国》与《清贫》两文，其中闪动的是一个共产党人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铮铮铁骨，那里充满明丽、灿然、壮丽、辉煌的生命歌吟，许多句子在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能撼动灵魂，特别是他坚信中国必有美好光明的未来。他说：“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这是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也是一个快乐、豪迈、坚定、自信的共产党人发出的时代最强音。因为十年后的抗日战争胜利，十四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都充分证明方志敏目光长远，有政治家风范，这是继毛泽东之后将红色散文推向的一个新高度。与此同时，瞿秋白的红色散文则以另一种方式做出自己的思考，这就是《多余的话》。长期以来，人们总认为，《多余的话》是“投名状”或“投降书”，但结合十多年前《赤都心史》中的“多余的人”来看，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不成立的，它更多反映的是一个知识分子政治家内心的复杂情感，就如他自己所言：“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塞维克所讨厌的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瞿秋白在“代序”中借《诗经》表示：“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如站在方志敏的政治高度和精神品质看，瞿秋白是软弱、矛盾、消极的；但从审美风格看，它比方志敏的散文又多了些游疑、冲突、沉郁，更多了些心理学内涵，这可从另一层面更真实反照小知识分子政治家的内在景象，也愈加映衬出方志敏式政治家的伟大。事实也应该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方志敏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赤旗的照耀下周身散发着党员领导干部的光芒；瞿秋白则是另一缩影，他由小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一直受制于心理和精神，在坎坷道路上犹豫不决、内心焦虑、自我剖析，即使身处党的领导人的高位也是如此，从中可见革命者的不同品质与成色的分野。 三是人民战争书写的现实性与时代感。这主要指20世纪40年代前后，以丁玲《彭德怀速写》、何其芳《老百姓和军队》、刘白羽《同志》、杨朔《铁骑兵》、孙犁《采蒲台的苇》等作品为代表。这些作品是人民作家在共产党领导下书写广大中国军民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战争，其人与事虽然普通平常，但寓含的精神是高贵的，也是美丽的，甚至是伟大的。孙犁《采蒲台的苇》写军民不是一家胜似一家的关系感情，为帮助八路掩护枪支，妇女竟想出一个办法：她们偷偷把怀里的孩子递过去，告诉他们枪支插在孩子裤裆里。搜查时，干部又顺手把孩子递给女人，十二个女人都不约而同这样做，结果顺利过关。作品这样写道：“仇恨是一个，爱是一个，智慧是一个。”当有村民被敌人捉住，问村里谁是八路，村民回答“没有”，当被砍断半边脖子，他歪着头、流着血仍在说：“不是，没有。”于是，妇女们也一齐沙着嗓子齐喊：“没有！没有！”于是，作者在文末写道：“这声音将永远响在苇塘附近，永远响在白洋淀人民的耳朵旁边，甚至应该一代代传给我们的子孙。永远记住这两句简短有力的话吧！”为保护八路军干部，人民群众以生命为代价，这不只是人民的觉醒，更是伟大精神品质的闪光，这为红色散文又增添了新的亮度，使之更有魅力。 四是为党和国家特别是人民英雄高唱赞歌。这主要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至五六十年代，以刘白羽《沸腾了的北平》、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老舍《我热爱新北京》、巴金《我们伟大的祖国》、曾克《写在国庆节来临的时候》、沈从文《天安门前》、杨朔《朝鲜前线的另一种战斗》、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杨沫《青春啊，永远发出绚烂的光彩吧》等为代表。这些作品或歌颂祖国，或歌颂英雄人物，或歌颂普通人民群众，充满对革命英雄的热爱，也禁不住为伟大的祖国放歌。此时，作家感情是真挚的，音量是高亢的，用词遣句是华丽的，气势是豪迈的，色彩是浓烈的，红色散文是最耀眼的，整体呈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发展盛况与对未来的美好期许。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为红色经典散文，也是一个时代的最强音，直到今天仍能感动读者心怀。刘白羽将人民解放军的北平入城式描绘得沸腾起来，并将一个盛世的伟大开国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作品写道：“这天，从早晨起，人民就一群群一队队地，向前门广场拥去。九时半，林彪将军、罗荣桓将军、聂荣臻将军、叶剑英将军，出现在前门箭楼上。这时候，前门广场上，人民的行列像海洋，各色各样，红的白的，猎猎飘动的旗帜，就像翻腾的海浪。”曾有一段时间，学界对歌唱党和祖国与人民的散文，特别是刘白羽、杨朔、秦牧等人的散文颇多微词，以为它们抒情虚假，这是不理解红色文化的价值，也不顾其间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与精神品质。与不少西方个人化的散文叙事相比，甚至与之前的红色散文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红色散文的调性突出鲜明，其间流溢出来的新中国自信、人民自信、主体性自信是无法比拟的。 五是对革命者的追思与反思。这主要指改革开放以来的七八九十年代，以巴金《望着总理的遗像》、臧克家《峥嵘岁月 激烈情怀》、楼适夷《殷夫，永不凋谢的青春》、周大新《凝望的雕像》、丁宁《硝烟散去》、铁竹伟《红军浪漫曲》、刘亚洲《王仁先》、王宗仁《女兵墓》等作品为代表，还有梁衡《没有胡子的列宁》《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等系列红色散文。这些散文主要是缅怀革命年代和峥嵘岁月，也对领袖人物和革命家深怀敬意，特别是在红色文化下进入伟人的精神世界与人格品质，所进行的是具有心理学和哲学意蕴的分析，梁衡在此描写得最为细腻、深入、有力。如巴金《望着总理的遗像》是纪念周恩来总理的，其中充满对总理无限敬仰的心情，并用最美好的字眼描绘他：“因为他触动了自己最深的感情，只是因为我们的心上有着同样一位伟大人物的光辉形象。”“我又看见了我们的总理的亲切、慈祥的面容，我又听到了我们总理的愉快、爽朗的笑声。”“我们都把总理当作亲人一样，求助于他。”最令巴金感动的是，两次集会时，他都坐在后排，总理没看到他，就拿了名单问他来了没有，这让“我从中南海出来，凌晨的寒气使我感到一阵冷，可是我心里却十分暖和，好象看见了几个小时以后就要上升的朝阳”。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动、感激与温暖，是红色散文最内在的情愫及表达。梁衡在《觅渡，觅渡，渡何处？》中写瞿秋白，写他是个文弱书生，但有一副硬骨头：“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因为在一般人看来，瞿秋白英勇就义前莫名其妙写的《多余的话》纯属多余。于是，作者感叹道：“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瞿秋白以文人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反观人生。”“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这是对瞿秋白的深度理解，是超越世俗眼光的哲思。与此同时，在个性启蒙叙事下，有人对传统革命叙事进行解构，用人性的深度考量革命的神圣，这在刘亚洲《王仁先》中表现最为突出，可看成红色散文的新探索，在多元化思维下也有走偏之弊。 梁衡：《觅渡》 六是红色文化的回归与高扬。这主要指进入新世纪特别是新时代，包括思齐《泪中的怀念》、贺捷生《长征：我的生命之歌》、朱增泉《缅怀与思考》、韩少功《万泉河雨季》、王巨才《回望延安》、南帆《马克思之墓》、何希武《红色礼赞》、厉彦林《沂蒙红嫂》与《胶东乳娘》等。如何希武这样写道：“红船是红色的，党旗是红色的，国旗是红色的，烈士的鲜血是红色的，共产党人的信仰是红色的。红色引领方向，红色铸就辉煌。”“红色是中国最古老、朴实的元素，红色是中国最喜庆、亮丽的色彩。红色最暖，红色最艳，红色最美。红色的政权最宝贵，红色的江山最壮美，红色的精神闪光辉，红色的经典永流传。”这种红色文化精神成为一种国色与民族精神，渗进散文的肌理与灵魂。特别是厉彦林在新时代写了系列红色散文，除以上两篇，还有《延安答卷》《宝塔山，我对您说》《沂蒙精神的传家宝》《沂蒙壮歌》《陪爹娘浏览天安门》《她，从山路走来》《蒙山深处》等，不仅写传统红色精神，还写当下红色文化的创新发展，是对红色散文在新时代的发扬光大。 百余年中国红色散文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第一，走过了一条曲折发展之路。尽管它起点很高，以李大钊散文发其端绪，但确实经过了九曲回肠，它几乎每隔十年就有一次大的转变，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曾一度处于低潮状态，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均令人担忧。第二，经历了不断的中国化过程。红色散文起于倡导外国的“主义”，之后逐渐与中国的现实相合相融，并形成具有中国问题意识和中国特色的新阐释。第三，经历了一个生活化与日常化过程。红色散文重伟大的革命理想信仰，但真正要感人还要落到实处，不能凌空高蹈，一个世纪以来很明显走的是一条融入现实生活日常的深化过程。第四，在复踏中有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趋势。虽然红色散文有高潮起伏甚至有曲折停滞，但整体上经过一个螺旋式提升，比如到新时期与新时代的红色散文经典化程度更高，也更加成熟。以梁衡的红色散文为例，其革命理想、精神境界、生活气息、情感表达、思想深度、哲学高度都是值得称道的，代表红色散文的新高度。 二、红色散文的人物形象塑造 百余年中国红色散文的人物形象塑造是最大亮点，正面形象的塑造涉及人物众多，经典形象也不少。人物形象可折射时代精神、人物性格、心灵光芒、价值趋向，反映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理想图景。 首先，领袖人物形象塑造是红色散文最用力的地方。领袖，作为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对于革命战争、社会建设及人类发展意义重大，也是文学创作的珍贵资源。然而，一般作家很难与领袖直接接触，小说等形式以虚构人物为主，这在表现领袖时往往有较大距离；散文特别是红色散文以真实为主，加之战地记者、著名作家与领袖接触之便，这极有利于生动勾勒和细致描绘领袖人物形象。如美国记者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在伦敦出版，1938年中译本出版。这是全面介绍延安特别是中央领导的一本纪实散文，由于作者是亲历，对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徐海东等人的描写真实可靠、生动有力，既写了忠于信仰和甘于奉献的精神，也写了日常点滴生活，可谓以散文形式开中央领导集体群像塑造的先河。除此，还有不少国内作家塑造的中共领袖形象。 关于毛泽东形象的塑造。方纪《挥手之间》写毛主席赴西安与国民党谈判，作者看到毛主席在登机前的肢体语言，“一霎时，人们心里，像海上波涛般起伏汹涌。千百双眼睛，热切地投向主席身边。主席在汽车边站定，目光平视，望着全体送行的人，经过每一个人的脸；好像所有在场的人，他都看到了。这时，他眼睛里露出一种亲切的、坚定的微笑，向人们点了点头”，“主席伸出他那宽大的手掌，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主席的脸色是严肃的，从容的，眼睛里充满了无限的关切和鼓舞之情。然后，又停下来，望着所有送行的人，举起右手，用力一挥，便朝停在前面的飞机一直走去”，“主席站在飞机舱口，取下头上的帽子，注视着送行的人们，像是安慰，像是鼓励。……主席也举起手来，举起他那顶深灰色的盔式帽；但是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起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举起来，举起来；等到举过了头顶，忽然用手一挥，便停止在空中，一动不动了”，“正是在这挥手之间，表明了一种深刻的历史过程，表现了主席的伟大性格”。臧克家《毛主席向着黄河笑》从毛主席的一张照片，生发出主席站在黄河边的伟岸身姿与为国为民着想的心怀，还有《毛泽东同志与诗》谈毛泽东的诗品与人格。丁玲《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通过主席给她与欧阳山写信，结合平时接触，将毛主席的虚怀若谷、平等待人、平易近人、礼贤下士的高尚品质生动描绘出来。不过，这些都是远距离描写，思齐《泪中的怀念》则近距离写毛主席，写她与毛岸英一起去看主席，岸英去世后主席的心情，以及主席与她说话的表情与细节。其中，听到岸英牺牲的消息，思齐不停哭泣，当李银桥告知，毛主席的手已经冰凉了，思齐写道：“我向爸爸望去，只见他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两眼直视着前方，双手无力地搭在膝上。”她这才冷静下来。思齐要去朝鲜祭奠岸英，她写道：“离岸英牺牲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父亲为了我能真正接受岸英的死亡，他用自己的稿费资助我去给岸英扫墓，他不准我们用国家的一分钱，也不让我们打搅朝鲜有关方面。临赴朝前，我去向父亲辞行，父亲拉着我的手说：‘思齐，告诉岸英，你也是代表我去给他扫墓的，我们去晚了。告诉他，我无法自己去看他，请他原谅。告诉他，爸爸想他，爱他……’爸爸说不下去了。”这一细节与感情只有毛主席身边的人，只有最亲的人才能见到和理解，所以特别感人，是一种平静中的深度情感叙事，是父与子、毛主席与毛岸英之间那种非常与平常的感情的自然表达。也是在此意义上，红色散文能将毛泽东形象刻画得逼真、伟大、平凡、崇高。 关于周恩来形象的塑造。写周恩来的散文较多，巴金曾写过《望着总理的遗像》，冰心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总理》中说：“这位磁石般的人物，一下子就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住了！只见他不论走到会场的哪一个角落，立刻就引起周围射来一双双钦敬的眼光，仰起一张张喜悦的笑脸。他是一股热流，一团火焰，给每个人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这在当时雾都重庆的悲观、颓废、窒息的生活气氛之中，就像是一年难见几次的灿烂的阳光！”她在《周恩来总理——我所敬仰的伟大的共产党员》中称赞：“周恩来总理是我国20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这样的评价是高山仰止，充满神圣的崇拜之情。梁衡在《一个伟人生命的价值》中说：“总理功高盖天，这是人人称颂的，但是他到底有多少业绩却无法数清。”“这就是一个伟人的生命的价值，无穷无尽的，无法估量的价值。”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中，梁衡用六个“无”写总理：一是死不留灰，二是生而无后，三是官而不显，四是党而无私，五是劳而无怨，六是死不留言。作者概括说：“周恩来的六个‘大无’，说到底是一个无私。”“总理在甩脱自我，真正实现‘大无’的同时却得到了别人没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种倾城倾国、倾倒联合国的风貌，特别是他的大爱大德。”可见，周恩来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完美伟人被塑造的，他是公认的天地间的至人。 除此之外，还有写朱德、瞿秋白等领袖的散文。如写朱德的作品有丁玲《元帅呵，我想念您！》、朱良才《朱德的扁担》；写瞿秋白的作品，除了梁衡《觅渡，觅渡，渡何处？》，还有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等，它们将一个更加日常化的瞿秋白展现在人们面前。丁玲《林老留给我的印象》写林伯渠，冰心《痛悼胡耀邦同志》、卞毓方《胡耀邦：金色细节》也都是写国家领导人的，展现了领袖的精神风采。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早期领袖往往不为人关注和所知，红色散文在此有所记录，这既丰富了红色散文的领袖书写，也弥补了历史记载的不足。臧克家在《峥嵘岁月 激烈情怀——一九二七年在武汉》中刻画了早期党的领导人恽代英、苏兆征等，“苏兆征同志的讲话，因为口音关系，经过翻译才能听懂”，“我们最钦佩的、威信最高、影响最大的是总教官恽代英同志。他革命意志十分坚强。他口中吐出的语言如铁似钢。他挖苦揭露反动派时，出口幽默，但锐不可挡，好似刀锋，三下两下，雕刻出一个个令人可憎又可笑的丑恶形象”。丁玲《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这样写向警予：“一天，母亲的朋友们又来做客了，七个人占坐了整个书楼。”“七个人中，年龄最大的是我母亲，最小的便是后来参加共产党的著名妇女领袖向警予同志。向警予同志那时才十七岁，长得非常俊秀端庄，年龄虽小，却非常老成，不苟言笑。我母亲比她几乎大一倍，却非常敬重她，常常对我说：‘要多向九姨(向警予在家里排行第九)学习’。”她还写向警予喜欢与蔡和森静静地在屋里读书，常向她与她母亲传播先进思想，于是“认为她是一个真正革命的女性，是女性的楷模”，并表示“我常常要想到她，愿意以这样一位伟大的革命女性为榜样而坚定自己的意志。我是崇敬她的，永远永远”。这样真实、生动、深刻地描写向警予，一般地方难以看到，未见其人，已睹其容、闻其声、得其志，更重要的是令人对共产党人起崇敬之情。 范桥、卢今选编：《丁玲散文》 其次，广大军民成为红色散文描写的主体力量。红色散文之所以感人，更主要的是写出广大将士、人民群众以及他们之间的血肉联系，那种在极端艰苦卓绝战争环境中体现出的高尚信仰与美好品德。由于是实录，红色散文尽显军民风采，也因为真实可信和有如临其境的在场感，令人为之动容。 关于军人形象的塑造。军人分为将军、军师团营连排长、普通战士，还有军队政工干部及医护人员，范围广、分类多、人数众，还包括外国军人、国民党军人、共产党军人。在此，主要探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军人。丁玲《彭德怀速写》写彭德怀，“我们是怕他的，但我们更爱他”，因为有他在，哪怕在火线上，大家也有信心，即使他一声命令，让大家“去死”，没一个人不甘心冲锋陷阵。作者还写彭德怀穿着极朴素，爱跟同志们开玩笑，还会拥着老百姓的背揉着，听他们讲故事，并不吝惜夸赞；而长着长胡子的老人也会拍着彭德怀，甚至将烟杆送到他的嘴边。这样极有生活情调的描写将一个共产党高级将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绘声绘色地描述出来。白桦《贺龙故居门前有座廊桥》是回忆贺龙将军的，作品从贺家先人写起，写到贺龙的姐姐，还有贺龙自己都是从门前的廊桥走向革命的，可谓一门英烈。贺龙骑着马走过廊桥，临走前到邻居家向姑娘告别，“说：妹子！我走了，走了，妹子！我走了，还要回来的。——他拍拍我的手背就起身了。”不过，贺龙后来再没回去。丁玲《十八个》写的是18个八路战士，他们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被敌人包围。突围时，只剩下8人，他们被捕后被折磨得不成人样。最后只有两人回到部队。作家以写实之笔有名有姓写到其性格、勇敢、坚定，特别是对党的信仰与爱，读了令人落泪。李株《这样的战士》是纪念人民英雄何大庆的，这是个穷苦出身、在国民党军队受过欺辱的小兵，一个命不如狗的小兵。然而，到共产党部队，连长深夜给他盖被子，他忍不住悄悄流泪，因为屡立战功，他由战士到排长，还成为战斗英雄，受到千千万万人崇敬。他虽然只活了十九岁，但英名却传之久远。吴伯箫《游击队员宋二童》将一个聪明、自信、勇敢、机智、幽默的游击队员描写得活灵活现，这是红色散文非常出彩的地方。魏巍是写抗美援朝战争的著名作家，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都是红色经典散文。在写于1990年的《他还活着》中，魏巍塑造了李玉安这一形象，这个是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已经死去的人物，多少年后李玉安又找到作家，此人又“活”了。最感人的是，魏巍写李玉安一生淡泊名利，总将好处让人，宁愿自己受苦受累，别人不解，他总说，与二十几岁就战死的战友比，他是幸运儿，那还有什么不知足，不向死去的英雄学习呢？这是松柏般风骨铮铮的老人形象，其精神风骨让人永远难忘。总之，红色散文以细节、高尚情操刻画出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人形象，他们守纪律、能战斗，更是爱党爱国爱民、品质高尚、境界高远。这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 关于革命群众形象的塑造。有人说，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事实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革命群众，革命群众既给予物力、人力的大力支持，还成为革命者的掩体与真正的家，更是以生命奉献支撑起共和国大厦。红色散文中，有数不胜数的革命群众、革命家属成为全力以赴、无私奉献、永不言悔的真正的英雄。刘白羽《同志》写的是两个误会的散兵充满敌对情绪，当“我”的“八路”臂章掉出来，二人彼此以“同志”相认。照顾伤兵的老农，在文末却说：“你们知道吗？……我的儿子，也在队伍里，说当号兵，你们知道吗？”军民鱼水之情被描绘得生动形象而又感人。丁芒《金铃一般的笑声》《不是为了忘却》都是写革命群众的。前者写一个女孩子爱笑，有金铃般的笑声，不要说在平常，就是战时，在战时医院，在前线，她也忍不住笑。一次，因敌人追击，雾夜天气，大家走散了，无奈，领导想出一个办法，让女孩子用“笑声”聚集人们，没想到这招还真灵，她用笑声立了功。后者写的王大娘是个烈属，丈夫是村农会会长，儿子参加了新四军，他们都牺牲了。于是，她与十多岁的女儿将“我”和一个叫吉田的人藏在家中。当知道吉田是日本人，母女俩变得十分生气和愤恨，得知吉田是反战联盟成员，即反正的抗日者，母女俩态度有变，但仍难化解积怨。散文就是写面对仇敌，母女的言行与心理变化，以及由此吉田所经历的内心悔恨、希望被谅解的痛苦过程。散文写得很有力度和深度，尤其是母女对党的信任与热爱。厉彦林《胶东乳娘》写的是1942年胶东育儿所成立，前后十年间，300多名胶东乳娘哺育党政军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1223人，在日军的残酷扫荡和数次迁徙中，乳儿无一损伤。由于乳娘都是秘密抚育乳儿，乳儿又多用乳名，乳娘大都不知道乳儿的父母是谁。加之乳儿年龄小、没多少记忆和档案散失等原因，很长一段时间，乳娘的感人事迹堙没乡间，鲜有人知。20世纪80年代后，人们开始挖掘这段历史，奏响一曲曲撼动心魂的大爱颂歌。这是乳娘在战争年代为党和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成为革命群众的鲜明代表。 与红色小说比，红色散文更真实、细致、自然；与一般散文比，红色散文的人物形象塑造更富于革命理想信仰，充满浩然正气和乐观主义精神，还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自我解剖意识、诗性情怀，这是不应被忽略的。另外，从伟人身上看到平凡，从百姓中间发现伟大，这也是红色散文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本质特色。 三、红色散文的价值魅力与艺术光彩 不少人对红色文化与红色散文一直怀有偏见，认为那只是些口号式的“短平快”与“急就草”，甚至感到其缺乏艺术性和感人力量。客观来说，一般性的红色散文泛论红色文化确实存在，不过，如真正全面系统阅读了大量红色散文，特别是摆脱了传统观念与认识误区，就会获得更真切的认识，对于红色散文的价值魅力与艺术光彩也会有新的理解。 首先，要改变简单从传统经典角度理解红色散文的倾向。所谓“经典”，当然是指那些在结构、审美上比较圆融成熟的深刻作品，以此来衡量确实能看到红色散文的不足，因为不少红色散文是随性、即兴创作，有散漫、情绪化的特点，甚至会出现更多漫长的回忆体。但是，换个角度，从精神力量与伟大品质出发，特别是从经典也是发展变化的观念着眼，红色散文虽不合时下的经典范式，只要有一句话、一段描写、一种精神能感动人心，难道就不可以成为经典？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是公认的经典，但我们对秦兆阳《心的歌》却关注不够，更没将它奉为经典。然而，秦兆阳《心的歌》却充满一种精神风采，一些句子今天读来仍让人感到激情澎湃，他写道：“在那战争的年代里，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轻的妻子，舍得在黎明时把丈夫从枕边叫醒，催促他快一点走上征途？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老的父母，舍得把骨肉之情的脐带割断，欢送年轻儿女冲进枪林弹雨的战阵？每个子弟兵，在村村镇镇，有多少个大妈大伯！每一个大妈大伯，在游击队里，有多少个孩子闺女！在敌人寒光闪闪的刺刀尖下，为了营救我们的战士，白发苍苍的‘妈妈’哭叫着扑到‘孩子’身上，年轻粉嫩的姑娘把不认识的‘丈夫’搂抱在怀里。他受了重伤，不能吃喝，大嫂把乳头塞进他的嘴里。他在地道‘医院’里治伤，‘娘’含着眼泪把他头上的干血块块一点一点地抠下来，还在狭窄的地道里跪着爬着给他送汤送水，端屎端尿。什么样的生机！什么样的潜力！什么样的胸怀！什么样的意志！啊，人民！为革命输送了多少血液！为胜利流淌过多少泪水！为了修筑一条大路，贡献了多少尸骨！想到过吗？他们创造了一切，负担了一切，却索取过多少！想到过吗？他们哺育你，疼爱你，教导你，只希望你也成为一个人民！想到过吗？如果你愿意从大地吸取营养，大地就不惜一切。如果你能成为大地上的一株花，一棵树，大地就无限欢喜！”这个大地就是革命群众，就是“人民”，秦兆阳的概括既准确生动、又感人肺腑，他以红色散文方式告诉人们，党的伟大事业成功的内在秘密，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与牺牲，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可亲可爱可敬的人。还有韦君宜《蜡炬成灰》写杨述，文章虽是回忆性的，其中有段话：“我第一句要说的是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从老母到兄嫂弟妹侄儿全体参加了革命，全部家产拿出来作了党的经费。老母最后穷困难以生活，哥哥被国民党捉去，英勇牺牲。这一切，他都视为当然。”这样的人格品质令人钦敬，也是红色散文的经典价值所在。还有，红色散文给人的刻板印象是高歌猛进、过于坦率直露；其实，很多作品都有着柔性、舒缓、超然的调性，充满内在的审美力量，这种多元化审美品格会改变人们对红色散文的固化审美认知。 其次，红色散文具有反思性和自我革命式的思维与内在精神力量。与长期以来的惯性理解不同，红色散文除了歌颂光明，也有反思性，特别是自我革命的精神，这在瞿秋白、叶挺、刘亚洲等人的散文中比较突出。如瞿秋白说：“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的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的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因为他很明白：“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这样的自我剖析和自我革命精神既需要水平，又需要胆量，还需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觉悟与修养。 再次，红色散文以“物”喻比的艺术表达。红色散文有多种表达方式，包括相对比较注重回忆、书信、对话、自我剖析、日记，如《雷锋日记》；但最值得注意的是物的拟人化，即通过“物”来表达主旨，引申意义，感化世道人心。在此，举几个模式加以说明。 以“苇”喻英雄。孙犁《采蒲台的苇》以白洋淀的苇草比拟革命英雄：先说“是水养活了苇草”，后说这里是“苇的世界”，再说“苇也因为性质的软硬、坚固和脆弱，各有各的用途”，“在村里是一垛垛打下来的苇，它们柔顺地在妇女们的手里翻动”。接着说，“这里的英雄事迹很多”，“每一片苇塘，都有英雄的传说。敌人的炮火，曾经摧残它们，它们无数次被火烧光，人民的血液保持了它们的清白”，再说“最好的苇出在采蒲台”，并以干部和全村男女在敌人面前的机智、勇敢、宁死不屈的精神品质作结。于此，水、苇、采蒲台、干群融为一体，成为歌颂英雄的交响乐章。 以“小米”喻革命。曹靖华《小米的回忆》强调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突显“小米”之“小”与“大”、“弱”与“强”。然后实写“小米”的好，特别是延安小米好吃，带出“我去时，特别带了整整一口袋小米”给鲁迅，鲁迅又将小米分给内山完造、周建人和茅盾。文章重点强调，“每逢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或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其他同志，因公去延安，回来时，总是尽可能在飞机上多带些小米。到重庆后，把这些小米，用白细布缝成七八寸见方的口袋，每人送一袋。我每逢收到时，把它看作无上珍宝，因为这小米来自毛主席的身边，每粒小米，都包含着党对我们体贴入微的深情厚谊啊！一见到这延安的小米，我就想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边区的伟大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想到延安军民轰轰烈烈开展的大生产运动。除了小米，周恩来同志还送给我一块延安第一次生产的毛呢，那同样是带给我温暖的世间难得的珍宝啊！”如此将“我”与小米、步枪、延安、革命精神水乳交融联系起来，注重内在感情的挥发，散文才能获得长久的艺术魅力。 以“竹”喻精神。袁鹰《井冈翠竹》写道，“井冈山五百里林海里，最令人难忘的是毛竹”，然后用井冈山人的话说“井冈山的竹子，是革命的竹子”，并概括竹子的巨大作用：“是的，当年用自己的血汗保卫过的第一个红色政权的战士们，谁不记得井冈山上的翠竹呢？用它搭过帐篷，用它做过梭镖，用它当罐盛过水、当碗蒸过饭，用它做过扁担和吹火筒，在黄洋界和八面山上，还用它摆过三十里竹钉阵，使多少白匪魂飞魄散，鬼哭狼嗥。”于是，作者以竹子的坚韧结实、坚贞不屈、压不弯、烧不光比拟井冈山军民，并直抒胸臆道：“井冈山的翠竹啊，你是革命的竹子！你不仅曾经为革命建立功勋，而且现在和将来仍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厦继续献出一切。你永远那么青翠，永远那么挺拔，风吹雨打，从不改色；刀砍火烧，永不低头——这正是英雄的井冈山人，也是亿万中国人民的革命气节和革命精神！”这是写于1960年的散文，时代的积极向上革命精神还在回响，井冈翠竹与革命精神有机融合在一起，是风骨力量的象征。 林非选编：《中华百年游记精华》 以“兰”喻心灵。荒煤《广玉兰赞》写南京中山陵附近的广玉兰花，这是从广州引进来的品种。作者极写广玉兰的花香、色美、形雅、韵足，观察极为细致，感觉特别敏锐，文笔尤为清新，如“花朵还未成苞，最早萌芽在枝头的时候，只是一根淡绿色的嫩芽，然后逐渐结成花苞，又从淡绿色成为碧玉色的花苞脱颖而出，坚实挺立的身上还披着一页已经萎黄的外壳，证明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了”。除了开放，作者还写它枯萎：“我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当玉兰花枯萎凋落之后，它的花蕊却变成了近两寸长的鲜丽的近乎紫红色的颗粒如细珠的圆茎，还毅然独自挺立在枝头！而且还在它的根部又冒出一枝新的嫩芽来，似乎证明洁白的玉兰花虽然花开花落，从生到死，然而它还有一颗红心依然耸立，还在孕蕴着新芽。”不过，广玉兰花中却包含了作者对革命者的回想与追忆，“三十年代，许多曾经在南京一起作过短暂战斗的已经去世的朋友们的影子，却一个个清晰的涌到我的眼前：章泯、宋之的、沙蒙、瞿白音、吕班、郑山尊，还有抗战爆发后在南京匆匆诀别的叶紫”，于是，作者以“兰”喻心，写出文章主旨：“我爱广玉兰的嫩芽、花苞、盛开的幽香和洁白的花朵，但是更加使我敬爱的是玉兰花那棵挺立在枝头上不断哺育出新芽的红心！”以这样的心灵与玉兰花、战友对语，文章自然超出口号式书写，进入一种高尚纯粹的圣洁之美。 以“线”喻成败。梁衡《红毛线，蓝毛线》写的是延安毛主席指挥全国战役，因为没有彩笔在地图上画线，只能用“红毛线”与“蓝毛线”分别代表共产党和国民党。这是个小小的细节，却与共产党的勤俭联系起来，并由此引出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党中央与民同心、深得民心和取得成功的内在秘密。作者写道：“共产党是穷惯了，党的最高层是穷惯了。不是他们爱穷，他们守一个原则，只要中国的老百姓还穷，党就耻于高过百姓；只要党还穷，第一线还穷，中央机关、党的领袖就决不肯优于他们。这种生活的清贫，工作条件的清苦，清澈见底地表示着他们的一片心，这就是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作者还以“七届二中全会在中央机关的一间大伙房里召开”为例，说毛主席极有亲和力，“大家在木凳前席地而坐，据说前排的人口渴了，就端起毛泽东的茶缸喝一口水。不但是党内，就是领袖和百姓也亲密无间”。与此同时，“会议过程中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并通过五项决定：不以人名命名；不祝寿；中国同志不与马恩列斯并列；少拍巴掌；少敬酒。这真让人吃惊了，党的中央全会竟决定如此细小的事”。基于此，作者又说：“红毛线、蓝毛线、二尺小桌、石头会场、小石磨、旧火房，谁能想到在两个政权最后大决战的时刻，共产党就是祭起这些法宝，横扫江北，问鼎北平的。”一根红线竟能推演出共产党取得革命成功的关键，颇具洞察力、说服力、感染力，这是红色散文超出一般散文的魅力所在。 以“物”喻意，尽显红色散文的价值，除以上例子，还有茅盾《白杨礼赞》中的“白杨”、冰心《小桔灯》中的“桔灯”、吴伯箫《记一辆纺车》中的“纺车”、杨沫《大河与浪花》中的“大河”与“浪花”等，因为这些物象不只是自然现象，其间是有深意的，是被一种信仰、爱、善、美点染或者说点燃的，这就具有了非凡的价值魅力。如杨沫在《大河与浪花》中写道：“我眼中的绿野，是祖国广袤的大地。我眼中奔流的大河，是我们的党。而在那大河里时而泛起的小小水泡，那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之流附着于党的河流里，我要和党的长河一同流向大海。”这不只是诗，更是一种妙喻，是光彩照人的红色散文精神。 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散文甚多，但有质感和骨感的散文不多，在这方面红色散文最有风骨，尤其是其间蕴涵历史知识、文化思想与精神风范。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被有限作品与相对单一的固化理念束缚，难以认真阅读、梳理、分析、提升红色散文的价值。当然，许多问题也没得到深入研究，如红色散文存在人物形象的“他塑”与“自塑”之别：别人写瞿秋白的散文较多，这是“他塑”；瞿秋白的自我书写，为“自塑”，二者有何不同？又如郭沫若写过《叶挺将军的诗》，这与叶挺自写的文章《囚语》也有一个“他塑”与“自塑”的问题。叶挺文中有：“‘自由’像水和空气一样，得之不觉可贵，失之则难堪，或至于死。只有在沙漠中才觉得水的可贵，只有在病中才觉得康健可贵。”郭沫若文中说：“我敬仰希夷(叶挺的字，笔者加)，事实上他就是我的一位精神上的老师。他有峻烈的正义感，使他对于横逆永不屈服；而同时又有透辟的人生观，使他自己超越在一切苦难之上。五年的囚禁生活，假使没有这样的精神是不能够忍耐的。假使没有这样的精神，一个人不被软化，成为性格破产者，也要被瘫化，成为精神病患者。”“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这样的比较犹如两面镜子，照出两位革命者的内心投影与深处的世界。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