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春秋︱逃亡与拯救：八十年前的犹太难民潮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纳粹疯狂反犹，造成大批犹太人逃离德国及其占领区，形成了冲击全球的犹太难民潮…… 当时，面对大批犹太人的出逃，经济发达的欧美各国本来是可以施以援手的，但除了口头上表示同情，并没有采取实际援救行动，不少国家甚至严格限制难民进入。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那场危机导致的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使欧美国家的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上升。政府为了迎合这股思潮，纷纷采取拒移民和难民于门外的政策，大批犹太难民首当其冲。1938年，在法国埃维昂举行了一次专门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与会国家对犹太难民都表示同情，但没有采取任何具体的救助措施。用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说，这次会议只是“文明政府用以掩盖它们无能为力的门面”。美国当时已是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国家，却对犹太难民进入实行严格限制。1939年5月，美国政府将载有900名欧洲犹太难民的“圣路易斯”号轮船拒之门外，其中大多数人被迫返回欧洲后遭杀害；1940年，美国国会否决了向难民开放阿拉斯加的议案；1941年，美国国会又拒绝了接纳2万名德国犹太儿童的建议。 正是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面临绝境的犹太难民想到了当时世界上唯一无需签证就可进入的大都市上海。从1933年到1941年，通过上海进入中国的犹太难民超过3万名。除数千人后又去了第三国之外，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2.5万名左右犹太难民避难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这一数字比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所接受的犹太难民的总数还多。描写德国实业家奥斯卡·辛德勒保护犹太人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就是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下面的案例不为人尽知，但这段历史不容忘却。 1939年，一家犹太人离开德国前往上海，踏上难民之路 各国正义人士伸出援救之手 尽管欧美各国政府向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但广大民众、社团组织、慈善机构乃至不少中下级官员都对犹太难民非常同情，并想方设法救助他们。瑞士各界明里暗里接纳了3万名犹太人。西班牙吸收了一些犹太难民，并把他们送往美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各接受了一些“圣路易斯”号上的犹太难民。国际红十字会一直竭尽全力营救犹太难民。一些国家的外交官也想方设法救助犹太人。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是最早通过发放签证的方式救助犹太难民的外交官之一，他颁发的签证使数千犹太难民逃离纳粹占领区。日本驻立陶宛的领事杉原千亩在紧要关头给数千波兰和立陶宛的犹太难民签发了去日本的中转签证，使他们得以逃脱纳粹的捕杀。 瑞典“白色巴士”远征军 1944年底，挪威流亡政府派驻斯德哥尔摩的代表迪特莱夫（Niels Christian Ditleff）向瑞典政府提交了一个计划，试图救援仍滞留在德占区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公民，包括犹太人。瑞典政府对此表示支持。1945年2月，瑞典政府派瑞典红十字会副主席伯纳多特伯爵（Count Folke Bernadotte）前往柏林与德国人商谈。当瑞典人答应支付行动花费后，犹豫不决的德方同意了救援提案。瑞典政府派遣了一支“白色巴士”小组前往德国，其主要目标就是救援犹太人。 远征军由250名军方人员组成，他们卸掉了制服上的军徽，以红十字会的标记代之。进入德占区后瑞典人不得不在集中营里一个接一个地寻找目标。4月初，绝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囚犯—包括400名犹太人，都已成功找到。“白色巴士”远征军于4月中旬到达特雷西恩施塔德，从这座集中营内，他们带回了423名犹太人。此后，“白色巴士”将行动焦点放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他们居然从那里救出了7000名妇女，其中一半是犹太人。历史学家估计，为“白色巴士”所拯救的斯堪的纳维亚和其他地区的囚犯约有2万至3.1万名，其中犹太人有5000至1.1万名。 瓦伦堡拯救匈牙利犹太人 1944年4月初，负责“犹太事务”的纳粹高官艾希曼制订了一个计划，要将匈牙利的犹太人送去奥斯维辛集中营，其中三分之一充当劳工，其余的则在毒气室里处死。从5月15日至7月8日，共有437403名犹太人被运走。7月7日，匈牙利总理霍尔蒂在国内外压力下停止这一行动。几天后，瑞典驻匈牙利公使馆一等秘书瓦伦堡（Raoul Gustav Wallenberg）抵达布达佩斯。他与布达佩斯的外交官群体密切合作，向匈牙利犹太人发放特制的“保护通行证”。拥有此通行证的人，将被视为等候遣返的瑞典公民。 瓦伦堡还在布达佩斯租了30幢房子，供这些“瑞典犹太人”在等待转移期间居住，并宣称这些房子都是不可侵犯的瑞典领土。在这30幢房子里，共藏匿了近1万名犹太人。瓦伦堡一次又一次冒着生命危险，尽可能多地救援犹太人。有人描述了他的一次冒险经历：“他爬上火车车顶，透过尚未被封死的窗户，向车里的人分发保护通行证。德国人命令他下来，可是他全然不为所动……发完护照后，他让所有拿到护照的犹太人下车，走向附近停着的大篷车，这些车都喷成瑞典国旗的颜色。我不知道确切数字，但他的确拯救了好几火车犹太人的性命。”1945年1月，苏军到达布达佩斯，那里仍有9.7万名犹太人幸存。1月17日，瓦伦堡前去与苏联军方协商，从此失踪。1957年，苏联宣告瓦伦堡已死于监狱。为表彰瓦伦堡的功绩，以色列授予他“国际义人”称号，美国也授予他荣誉公民。 门德斯向法国犹太人发放“救命签证” 1940年春德军入侵法国后，葡萄牙驻法国波尔多的领事馆立即挤进了各类难民，都试图获得签证，以逃离即将开始的纳粹迫害行动。总领事门德斯（Aristides de Sousa Mendes）对犹太难民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决定为所有申请者签发签证。面对下属的质疑，他解释道：“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死去……我打算向所有申请者发签证—无论他们有没有能力偿付签证费。”门德斯的承诺立刻在波尔多的难民圈子中流传开来，数不清的签证申请表如雪片一般飞来。他只得开放领事馆和自己家的房子，以容纳挤得水泄不通的申请者。 他的侄子回忆道：“从1940年5月10日到这座城市被占领之日，餐厅、画室和领事办公室都允许难民任意使用，男女老少挤满了屋子，大多数是老人和病人。…… 叔叔因为劳累过度而生病了，下不了床。他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决定将领事馆的全部设施向所有难民开放。” 葡萄牙外交部对门德斯的行为大为震怒，并命令他立即返回里斯本，还派遣了两名“密使”，将他“挟持”至葡萄牙。当门德斯抵达西班牙城镇比亚里茨时，发现西班牙边境警察正依照葡萄牙政府的请求阻挡波尔多领事馆所发签证的持有者通过边境。门德斯最终还是成功说服西班牙警察，使犹太难民拿着“波尔多签证”通过边检站。门德斯回到里斯本后，葡萄牙外交部解除了他的职务，还剥夺了他应得的所有政府津贴。1951年，门德斯去世。1966年，以色列宣布授予他“国际义人”称号。22年之后，葡萄牙政府恢复了他的名誉。1996年，外交部重新给予他领事资历，并决定对他的家庭“作出赔偿”。人们会永远记住门德斯说过的话：“对于我曾经做的一切，我毫不后悔。” 佩拉斯卡和布利兹救助匈牙利犹太人 1944年夏天，西班牙驻布达佩斯公使馆负责人布利兹（Angel Sanz Briz）争得西班牙外交部支持，与匈牙利政府协商后，向200名西班牙裔犹太人发放西班牙护照。他在布达佩斯四处奔走，询问带有黄色大卫星标志的男男女女：“你们中有人与西班牙有关系吗？”然而，在以德裔犹太人为主的布达佩斯，他一共只找到了45名符合条件的犹太人。于是他便向其他犹太人发放“保护通行证”，原本200人的限额也被他刻意解释为200户犹太家庭。他甚至通过一直发放序列号小于200的证件来规避人数限制。为了保护得到通行证的犹太人，布利兹还建立了四座领馆下属的庇护所，让犹太人居住在内，以躲避纳粹的侵袭。他聘请了一名叫佩拉斯卡（Jorge Perlasca）的意大利裔西班牙人，负责监管这些庇护住宅。 后来，布利兹因西匈两国关系恶化而离开布达佩斯，佩拉斯卡承担起了救助犹太人的任务。他宣称：“布利兹已留下特别指示，在他不在布达佩斯的这段时间，任命我全权履行他的一切权力与职责！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西班牙政府的正式外交代表！”此后，佩拉斯卡竟成功地令匈牙利和德国官员都相信，自己就是西班牙政府的新代办。实际上，他根本没有任何官方外交职位。一天早上，他前去布达佩斯的约采夫法罗斯火车站寻找两名被劫走的犹太儿童。他找到这两个男孩后，催促他们赶紧上他的黑色别克轿车，这辆车悬挂着西班牙国旗。此时，一名德国士兵走过来，命他交出孩子。佩拉斯卡厉声对德国士兵说，自己的车属于“外国领土”，如果他碰这两个男孩，就触犯了“国际法”。德国士兵遂推开佩拉斯卡，试图抓住孩子。正在双方推搡扭打之际，一个纳粹官员走过来，命令士兵别再管那孩子。然后他告诉佩拉斯卡：“走吧，尽管带他们走吧。反正迟早他们得死。”此人就是臭名昭著的阿道夫·艾希曼。还有一次，一批人闯入西班牙庇护住宅，掠走了一些犹太人。佩拉斯卡再一次及时出现，并警告这伙人的头目，这一行动将破坏匈牙利和西班牙的关系。于是，那些人不得不将犹太人交还给佩拉斯卡。历史学家认为，佩拉斯卡和布利兹共救助了大约5200名犹太人。他俩都被以色列授予 “国际义人”。 荷兰外交官用“无需签证”印章救助犹太难民 1939年9月德军攻占波兰，大批波兰犹太人涌入立陶宛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对于这些犹太难民来说，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是：如何在德国人来到之前离开这个国家？为此，他们必须获得某个国家发的入境签证，至少是中转（过境）签证。在这紧要关头，荷兰驻拉脱维亚大使暨波罗的海各国代表德克（L.P.J.de Dekker）收到一位荷兰籍犹太人来信，询问去荷属殖民地库拉索是否需要签证。德克回信告诉他，进入库拉索无需签证，但需要获得该岛总督颁发的登陆许可证。德克明白，犹太人几乎不可能获得这样的许可证，但他突然想到，“去库拉索无需签证”的印章也许能帮助犹太人获得其他国家发放的中转签证。于是，他立即通知荷兰驻立陶宛代理领事茨华登迪克（Zwartendyk）可以在犹太人的护照上加盖这一印章。 当时，茨华登迪克也正在想尽办法帮助犹太人。此后一段时间，他给数千名犹太难民的护照加盖了“去库拉索无需签证”的印章。获得这个印章的犹太难民又从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处获得了去日本的中转签证，从而逃离了立陶宛。1941年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随即占领立陶宛，没有离开那里的犹太人全部被杀害。获得中转签证到日本的数千犹太难民无法获得去美国的签证，也没有去库拉索，最终来到上海，并在上海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而幸存下来，其中包括欧洲最有影响的密尔经学院的全体师生。战后，密尔经学院在纽约和耶路撒冷重建。至今，该院师生每年都要来到上海，以纪念他们逃离大屠杀的难忘经历，也感谢荷兰、日本外交官和上海市民的救助之恩。 著名的密尔经学院师生们奇迹般地逃脱了大屠杀的魔爪，从欧洲来到上海，在上海阿哈龙会堂继续学习 瑞士在纳粹压力之下的暗中救助 在犹太难民事务上，瑞士之所以被迫与德国人采取合作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德军潜在入侵威胁的恐惧。同时，瑞士银行是德国从占领地区攫取大量钱财的主要储存和流通管道。1939年10月19日，瑞士政府发布法令规定，将驱逐所有非法进入瑞士领土的难民。有些官员无情地执行如上法令，然而在很多地方，当地官员却千方百计地帮助“非法难民”。例如，为了使3600名犹太人继续留在瑞士境内，圣加仑市警察局长格吕宁格尔上尉（Captain Paul Grüninger）修改了他们的签证，结果遭革职处分。尽管很多人警告他停止此类“非法”行动，但格吕宁格尔坚持凭自己的良心行事，终于招致盖世太保的关注，将他的行动报告至伯尔尼的瑞士警察部门。格吕宁格尔失去了公职和所有政府津贴，在贫困中度过了余生。 1971年，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宣布他为“国际义人”。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国际义人”称号授予典礼上，格吕宁格尔对自己行动的解释是：“那施予救援的倾向，根植于我深刻的基督教信仰和我的世界观……上帝一直在以一种充满力量的方式帮助我。”瑞士对难民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正是这种模糊政策，提供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空间。整个二战期间，约有29.5万名难民通过或滞留瑞士领土，其中51129人是没有入境签证的平民，约3万名犹太人在瑞士某处找到了避难所。 拉丁美洲各国对犹太难民的救助 拉丁美洲国家虽然远离欧亚大陆的战火，却也难以避免遭受世界大战的冲击，欧洲犹太难民试图在拉美寻找避难地，就形成了这样的冲击。1941年前，只有多米尼加共和国向犹太难民打开了国门。到1941年后，由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不断披露，拉美不少国家都开始接受犹太难民。到二战后，拉美更成为许多欧洲犹太难民包括来华犹太难民的新定居地。 多米尼加共和国 前文已提到，1938年在法国埃维昂举行了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会上，32个与会国家中只有拉美国家多米尼加共和国表示愿意接受犹太难民。了解到多米尼加愿意接收从事农业的犹太人之后，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JDC）立即创建了一个特殊的组织，名为“多米尼加共和国定居协会(Dominican Republic Settlement Association, DORSA)”，随后资助该协会在多米尼加城镇索苏阿（Sosua）购置了26000公顷曾被开垦为香蕉种植园的土地。 1940年1月30日，DORSA官员与多政府签署了协议：“共和国……同意给予定居者及其后代完全的机会继续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免受骚扰、歧视或迫害，给予完全的宗教自由……民事、法律和经济权利，以及其他人类生而拥有的权利。” 然而，由于大西洋的潜艇战以及同盟国运输军队和物资对船只的需要，难民的迁移极其困难。在该计划开始的第一年，只有50名犹太人抵达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些犹太难民定居在当时还是丛林的索苏阿，每户领到80公顷土地，10头牛，一头驴和一匹马。DORSA从巴勒斯坦请来了基布兹的专家，向索苏阿移民传输集体农业的知识。专家们还帮助难民设计并建造了肉类加工厂、黄油和奶酪工厂。美国参战后，海上交锋愈发激烈，横跨大西洋变得更加艰难，但是仍有少量难民陆续抵达多米尼加。 1941年10月，纳粹开始禁止欧洲犹太人向外移民。此时，索苏阿的犹太人口达到顶峰，共500人，DORSA已投资约一百万美元。1944年，索苏阿的状况得到了进一步改善。DORSA开始给予定居者私有产业。犹太居民们此后专注于畜牧和黄油、奶酪的生产，乳业生产也日趋繁荣起来。战后，尽管一些人迁居美国或以色列，另一部分人仍选择留下。此后，索苏阿一直有约25户犹太家庭。多米尼加的大部分黄油和奶酪消费都由他们的乳业生产供应。在索苏阿犹太会堂的边上，有一所博物馆。馆内展览的最后一行解说词是：“索苏阿，生于痛、长于爱，终将代表生命的胜利。” 玻利维亚 1941年前，拉美国家之所以不愿接纳犹太难民，一是担心外来新移民使失业率进一步上升，二是德裔居民受到纳粹影响而同情反犹主义，对政府施加压力。但是，1941年后纳粹屠犹骇人听闻的暴行不断传来，使一些拉美国家改变了对犹太难民的态度，其中玻利维亚最为突出。该国之所以能向犹太难民打开大门，是与犹太裔矿业巨头霍却系尔德（Mauricio Hochschild）的重要作用分不开的。此人控制了玻利维亚矿产的三分之一，还与总统关系密切。在与巴拉圭的战争后，玻利维亚政府急于通过吸收欧洲移民振兴经济。霍却系尔德便抓住了这一机会，通过玻利维亚驻欧洲的五个大使馆接纳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难民。这些难民经海路抵达智利后，又坐被称作“犹太快线”的火车进入玻利维亚。霍却系尔德在玻利维亚定居协会（Sociedad Colonizadora de Bolivia，SOCOBO）和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协助下，共出资16万美金支持培训犹太人参与农作。许多犹太难民随后又通过宽松的边界进入周边国家，尤其是阿根廷。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后直至1948年，玻利维亚接纳了超过2万名犹太难民。 墨西哥 在纳粹变本加厉地迫害犹太人之际，墨西哥驻法国马赛外交官萨尔迪瓦（Gilberto Bosques Saldivar）命令领事官员向任何有意逃亡去墨西哥的难民发放签证和护照，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和其他难民。萨尔迪瓦还在马赛附近租了一栋城堡和一个夏日度假营地供难民短期居住，称这些房产属于墨西哥领地。1943年，盖世太保逮捕了萨尔迪瓦一家和40名领事馆工作人员，直到一年后墨西哥政府通过交换囚犯将他们救出。 萨尔瓦多　1938年，时任萨尔瓦多驻汉堡领事的卡斯特拉诺斯（José Arturo Castellanos）就注意到了犹太人在德国的绝境，请求上级允许他颁发签证，帮助犹太人离开德国，但是却收到了禁止发签证的命令。1939年1月2日，他再次写信给外交部长，但仍然没有得到许可。1941年，卡斯特拉诺斯成为驻日内瓦领事。眼看犹太人的处境日趋悲惨，他作出决定，无视上级指示，向数千名犹太人发放萨尔瓦多护照，以保护他们免受驱逐。 这些犹太人与萨尔瓦多没有任何联系，甚至连西班牙语都不会说，但是这份来自中立国的证件为他们提供了保护，甚至挽救了他们的生命。匈牙利犹太商人曼德尔 （George Mandel）在二战前即与卡斯特拉诺斯密切合作，并给自己取了非常像西班牙裔的化名曼太罗（Mantello），后被卡斯特拉诺斯任命为领事馆的一等秘书。经卡斯特拉诺斯同意，曼太罗向数千名欧洲犹太人发放了萨尔瓦多护照或身份证。1944年5月，萨尔瓦多政权更迭，新总统与积极拯救犹太人的西方国家意见一致，自此卡斯特拉诺斯的营救行动获得了支持。2010年，以色列授予卡斯特拉诺斯“国际义人”称号。 二战结束后，拉丁美洲成为大屠杀幸存者的重要移民目的地。超过2万名无家可归的犹太人移民到了该地区。他们的目的地主要是已有一个活跃的犹太社团的阿根廷，也有不少人前往玻利维亚、墨西哥、萨尔瓦多、巴西、巴拉圭、巴拿马、智利、哥斯达黎加等国，其中包括不少来华避难的犹太难民。 漂洋过海的犹太难民 英美两国在压力下对犹太难民予以有限的救助 1933年德国开始排犹后，英国和美国对犹太难民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一方面，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国内民生状况恶化、失业率急剧上升，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情绪弥漫，严格限制乃至拒绝包括犹太难民在内的移民入境的主张一直居于上风。英国不但严格限制犹太难民进入本国，而且对犹太难民关闭了国联委任英国统治的巴勒斯坦的大门。前已提及，拥有庞大犹太社团的美国也对犹太难民入境加以种种限制。另一方面，出于对纳粹的痛恨和对犹太人的同情，英美各界人士，包括政府中的有识之士，也做了一些救助犹太难民的善事。特别是到了战争后期，随着纳粹大屠杀的真相逐渐披露，救助犹太人已经成为英美社会的共识，两国政府的政策也随之调整。从1938年到1945年的长时段看，英国救助犹太难童和美国安大略堡紧急难民庇护所是两个“有限救助”的典型案例。 英国救助犹太难童 1938年11月16日，就在德占地区发生的“碎玻璃之夜”暴行震惊世界后几天，经英国内阁讨论，英国难民委员会决定接纳17岁以下、没有亲属陪伴的犹太难民儿童。此后，跨教派联合组织“德国儿童关爱运动”（后更名为“难民儿童运动”the Refugee Children's Movement）向德国和奥地利派出人员，遴选和运送儿童难民。他们吸引了不少当地的青年志愿者，为了共同目标不分昼夜地工作。 1938年12月1日，第一批难童离开柏林，并于次日抵达英国。1939年9月1日，就在二战爆发之时，最后一批成功获救的难童离开德国。此后，营救工作被迫结束。此次施救行动的范围相当广，除了德国以及德占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外，还包括波兰和但泽市。整个施救工作的重心前三个月在德国，之后转向奥地利。从 1939 年 3 月德国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起，后又转向捷克斯洛伐克。在波兰和但泽的施救工作，主要于1939年2－8月进行，但只救出了3车厢的儿童难民。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不少独立的英国组织、家庭和个人，也为营救儿童难民作出了贡献。例如“青年阿利亚” (Youth Aliyah)和德国犹太人理事会(the Council for German Jewry)两组织，出于为巴勒斯坦培养农业人才的目的，将数百名年龄较大的犹太难童接到英国，再设法将他们送去巴勒斯坦。史勒辛格一家( the Schlesingers)不仅从德国营救了12名犹太儿童，而且为他们建立了一个青年旅馆。被誉为 “英国辛德勒”的温顿 ( Nicholas Winton) ，几乎凭一己之力，从捷克斯洛伐克成功救出难童669名。拉比舍恩菲尔德( Solomon Schonfeld)成功营救了数千名犹太人，其中难童达300人。 战争结束后，大约有一半在英犹太难童继续定居英国，其余的则移居美国、以色列等，也有返回自己祖国的。英国救助犹太难童行动救出了上万名犹太儿童，但也导致了他们与父母的分离。这些难童中有些人的父母后来到了上海避难，战后得以与子女重逢。但是，大多数赴英难童的父母均在纳粹屠刀下丧生。 美国安大略堡紧急难民庇护所 1944年年初，纳粹在欧洲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消息不断传到美国，使各界人士义愤填膺，美国政府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全世界都希望拥有最大犹太社团的美国承担起救助大屠杀受害者的责任。罗斯福总统因此决定建立“战时难民委员会”，向美国和欧洲的救援计划提供资金，该项行动为大约20万名犹太人的获救作出了贡献。1944年6月12日，罗斯福总统宣布在纽约州奥斯威格的安大略堡设立自由港，建立紧急难民庇护所。 接着，美国派出的特别代表阿克曼（Leonard Ackerman）前往意大利指导难民的挑选工作，并将被选中的难民集中在那不勒斯港。选择难民的条件是：只有走投无路的难民才有资格进入美国，而且应以妇女和儿童为主；除了维持难民营运作的若干拉比、医生和技工外，身体健全的参军适龄男性将不被考虑。1944年8月3日，982名来自18个国家（大多是犹太裔）的难民抵达纽约，然后坐火车前往紧急庇护所。罗斯福将他们称作自己的“客人”，从而避开了十分苛刻的移民人数限制。但是，这些难民也因此没有移民身份，无法离开安大略堡，甚至不能寻觅工作或拜访亲人。关心难民的各界人士不断地游说国会和总统，恳请他们允许这些“客人”留在美国。1945年5月，德国投降，安大略堡的难民何去何从成了迫在眉睫的议题。1946年2月，国会小组委员会终于投票通过了将安大略堡紧急难民庇护所关闭的议案，于是杜鲁门总统得以允许这些难民合法进入美国。同时，杜鲁门总统向所有大屠杀受难者打开了美国的大门，于是大量犹太难民拥入，其中包括许多来到中国的犹太难民，他们也在美国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尽管存在诸多困难，1933年至1945年间仍有许多犹太人冲破重重障碍、利用各种政策缝隙进入美国。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总共有多少人，只知道他们中的一些名人，如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后来成为美国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等等。只有进入安大略堡紧急难民庇护所的那982个难民，却是清清楚楚记录在案的，尽管其中少数人并非犹太人。 （本文摘自《档案春秋》2018年07期，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