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摇号岁月”

　　编者按：在北京，车牌摇号难已经不算什么新闻了，为了增加摇号的概率，全家有驾照的齐上阵，甚至“没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 如今，更是催生了“银发”学车族，许多老人不畏艰难考驾照，不是为了开车，而是为了帮子女摇号 　　摇号规则发端于彩票，近年来，却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应对公共资源的分配难题。社会各界对此也一直存在争议。 　　回首这些年的摇号岁月，身在其中的摇号一族，可谓五味杂陈；审视这些年的摇号政策变迁，专家的评价毁誉参半。 　　或许，有一个问题值得思量，对于公共资源的配置，还有比摇号更好的办法吗？ 　　口述：孔小杰 刘晴 王炽整理 　　苦等了4年多，从10∶1等到了100∶1，有的甚至还买好了车位，却还是摇不上号。 　　从2011年就加入京城小客车摇号一族的“摇友”们，回首这4年漫长的“摇号岁月”，可谓五味杂陈。 　　而最悲催的莫过于，摇上了号却不知道。 　　自从2010年7月7日北京正式宣布交通治堵新政——《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以来，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规定是：小客车配置指标将以摇号方式无偿分配。 　　于是，从2011年1月开始，京城悄然生出了摇号一族，每个月的26日，都是他们既激动又紧张的日子，他们默默地陪着新政，忐忑，期待，而又无奈。 　　从10∶1等到了100∶1 　　口述：孔小杰，北京CBD白领，4年资深“摇友”，自嘲“审核通过先生” 　　2010年8月，我终于学完车考到了驾驶证。当时本打算立即就买车的，后来因为弟弟在天津买房，就把钱都给了他。没想到，12月就突然来了政策，说2011年开始购车摇号。 　　这实在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2010年年底的时候，我也想过突击买车，但是手里的钱不够买好点的车，寻思着新闻上说10∶1的几率，想总能摇到的吧。 　　于是，我就开始了坚定而漫长的等待，谁想到一等就是4年多。 　　其实这么锲而不舍地摇号，缘由很简单，就因为一次糟糕的出游经历。 　　2010年“十一”，我们全家出游选择了十渡。考虑的就是北京周边，路途不是很远，老人和孩子坐公交车可以适应。去程很顺利，回来时，在景区门口左等右等也没有回程的公交车。 　　午后的太阳很毒，孩子只能就坐在石头路上等。窄小的路两旁挤满了人，只能眼巴巴看着小车或载满了人的车绝尘而去。大概等了1个半小时，终于来车了。可是公交车上却没有足够的座位，我们只能商量再等下一辆，又是漫长的煎熬。 　　“有了自己的车，去哪里都方便”便成了我成为买车一族的坚定信念。 　　每个月的26日，我都像是高考考生查分数那样紧张，先深吸一口气，心里默念着“中中中”，然后小心翼翼地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但是这么多次了，永远都是“审核通过”四个字，我干脆把自己的微博账号改成了“审核通过先生”。 　　2014年，摇号新政施行，虽然对于久摇不中者有了新政策(即24个月仍摇不中者中签率将增加一倍)，但是购车摇号却改为逢双数月进行一次，全年摇号次数为6次。这无形中就少了一半的机会。 　　听说4月的中签率就不足百分之一，我对即将到来的6月26日也不抱什么希望了。 　　还有让我不理解的是，这项限购政策，在限制了一批急需用车的人按计划买车的同时，却又推动了另一批人计划外买车。 　　有些人本来没有计划在近期买车，只是为试试手气而参与摇号，没想到摇中了，只好提前购买。 　　仅我认识的人中就有三个这样的例子，两个是单位的同事，其中一位是刚参加工作不久实力不足的年轻人，他们最后都匆匆买了车。 　　另一个是常在我们小区门口等活儿的出租车司机，他有车开，本来也不急于买车，但摇号初期一家人竟同时摇中了两辆，最后只好赶在指标作废前买了一辆。 　　我周围还有很多朋友都是全家“占坑”摇号的。 　　有运气好的家庭，一家五口申请，首月便中仨签。而像我这样急于买车的却等了4年也没中签。 　　看着摇号的人数这么多，感觉好像购车热情挺高的，其实，参与摇号的申请者中，真正有购车需求的只是一部分。大多数都是没事“占坑”来的。 　　车位买了，号还没摇上 　　口述：刘晴，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买了车位，却怎么也摇不上号 　　北京开始施行摇号政策时是2011年，那时我刚工作不到一年，虽然在本科毕业时已经拿到了驾驶证，但因为常年不开车，几乎已经不会开车了，所以当时也没有买车的打算。 　　过年回家时亲戚朋友说要未雨绸缪，于是半认真半凑热闹的心理，我也跟着填了申请表。2011年1月，我作为第一批参加摇号购车的人踏上了漫长的征途。 　　那时候觉得自己还挺超前的，好多同学都还没有驾驶证，我就开始摇号了。那时有同学还说，等我摇上号、买了车，大家出去玩就方便了。让我无语的是，现在这个同学已经拿到驾驶证摇到号买了车了，我却还在等待中。 　　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很着急，家里的车是外地车牌也可以用。但是2011年1月，北京施行外地车辆早晚高峰时段五环内限行，2014年开始，限行环线延伸到六环，并且进京证由原来的半年有效期缩短为一周，这让外地车出行极为不方便。 　　拥有一辆京牌车突然变得迫在眉睫。而这时，北京市购车摇号改为双月一摇号，我有一种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感觉。 　　2013年11月，我家小区的地下车位开始出售，因为还没有摇到号，我一直在犹豫究竟买还是不买。 　　恰巧那段时间，一则“北京建议买车摇号者先有车位”的消息在媒体上炒得热热闹闹的，这让小区里原本供大于求的车位一下子紧张起来，原计划车位开盘的时间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新闻搁置了半个多月。 　　我查资料得知国外一些城市确实有凭车位购车的做法，虽然当时北京市交管局表示这个建议还在研究中，我还是觉得应做一个万全的准备，所以我咬咬牙把原本准备买车的钱先买了车位。 　　我表弟在美国留学，户口在国家留学生服务中心，按照规定也可以参加摇号，我和表弟从2011年开始就并肩“战斗”。 　　每个月的26日，表弟都从大洋彼岸发微信过来，“姐，中了没”。“没”。“……”这是我们每次关于摇号的对话内容，很悲凉是不是？ 　　我和表弟的名字重名率比较高，每个月，家里亲戚在看完中签名单后都会打电话过来说，这次中签的又有几个你的名字，几个你表弟的名字，但再次核对得知，又只是一次同名同姓的空欢喜。 　　今年表弟回国了，我俩依然是摇号路上的“好战友”，据说他的同学已经对摇号彻底绝望了，直接花两万元租了个北京车牌。 　　据表弟的同学介绍，这个京牌的旧车主不再购新车，原车牌也将随着作废。就这样，4S店让京牌车主和他取得了联系，有一个京牌指标，两万元，问他要不要？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要。 　　从国家法律层面上来说，这种协议是无效的。相当于甲方开着自己的车，挂的却是乙方的牌照。一旦出现事故，若甲方无力承担时，乙方是要负连带责任的。但现在所有人都要挣钱，在利益的驱使下，没有人顾及这些了。 　　我现在还没有彻底绝望，不过，等实在着急用车的时候，可能也得走这条路。 　　更悲催的是摇上号却不知道 　　口述：王炽，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好不容易摇上了号却没留意，自认最悲催的一个 　　我觉得比摇了36次没摇上更悲催的是，摇上了，忘了看了，等知道自己已经中了签的时候，却发现指标已作废。 　　我也是第一批开始摇号的“战友”，2011年就报名了，直到2013年，除了不停的审核通过，我的页面上就没有过任何变化。 　　2013年4月，我爱人的驾驶证也到手了，我用她的驾驶证进行申请，同时参加摇号。说实话，虽然申请了，但两年都没有摇上让我觉得幸运不会轻易降临到我们的头上。 　　恰逢这个时候我由北京调到内蒙古去工作，因为工作忙，我也没有太顾及摇号的事情。 　　当然，当时也有侥幸心理，我想就算是摇上号也还有半年的缓冲期呢。 　　可没想到的是，今年4月26日，我打开电脑一看，我妻子的指标居然在她申请的第二个月就中了！ 　　我当时就傻眼了，这个指标在2013年10月26日就已经作废了！当时真是砸电脑的心都有啊！ 　　不过，我现在也在想，虽然没有及时查看摇号结果是我的问题，但是我也特别困惑，当初在申请表里，手机、座机、邮箱，几乎所有重要的联系方式我都留下了，为什么不能在中签的时候给我发个短信或者邮件，这是不是政府懒政的一种表现呢？ 　　我准备咨询一下律师，申请行政复议。 　　而现在，因为中签遥遥无期，实在没办法，我只好用内蒙古的牌照先买了一辆车。 　　(文中被采访人均为化名)【法制网】 　　【摇号这些年】 　　又是摇号！6月6日，北京市公布了颇受关注的自住型商品房摇号规则，其软件基本上借鉴了广为人知的小客车指标摇号 　　面对越来越多的摇号政策，社会似乎已发展出来一种应对的模式——既然大家都摇，我也参加一个，至少不亏 　　又是摇号！ 　　6月6日，北京市公布了颇受关注的自住型商品房摇号规则，其软件基本上借鉴了广为人知的小客车指标摇号。 　　“自住房摇号软件开发选用的也是小客车指标摇号软件研发公司。为确保申购家庭能有平等的中签机会，还组织专家对软件设计方案、随机算法等关键问题进行反复论证，同时，还邀请了第三方专业测评机构和公证处对软件进行了全面测评。”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称。 　　发端于彩票的摇号规则，最早运用于上世纪90年代的股票认购证，当时股票大热，买股票也成了难题，有关部门不得不用摇号的方式，购买者凭中签号付款买股票。 　　随后摇号规则逐渐运用于保障性住房的分配，如今，上车牌要摇号，自住房要摇号，甚至上学也要摇号。这些年来，当公共资源不够分时，人们习惯于见此方式——毕竟“摇号中签是最能兼顾各种群体、最大程度实现公平的方法”。 　　一位网友在上述新闻后面跟帖调侃说，什么时候摇号分女朋友？ 　　“跟买彩票差不多” 　　从2013年年底就开始申请购买北京市自住型商品房的每一个项目，吴毅一直比较关注自住房的相关信息，虽然久已盼望有更进一步的进展，但看到新公布的摇号规则时，他叹了口气：“果然还是如此。” 　　摇号规则再次确认，自住房将先面向优先家庭，优先家庭选房后，有剩余的房源才组织非优先家庭摇号。按照此前公布的政策，保障性住房的轮候家庭和京籍无房户属于优先家庭。 　　吴毅来北京工作7年了，没有北京户口。虽然收入不算低，但买不起北京的商品房，自住房的政策出台后，他抱了希望。 　　与吴毅同样抱了希望的还有几十万申请家庭，他们几乎都同时申请了好几个自住房项目摇号。吴毅关注到，位置越好的楼盘，报名的人数越多，有的已有两万多户报名，其实只供应一千多套，连优先家庭都满足不了。 　　“这些(好项目)我根本不抱希望，只想着那些稍微偏的项目能够摇上我。当然，我知道那仍然是跟买彩票差不多。” 　　按照政策，自住型商品房比周边商品房便宜30%左右，在房价高企的北京，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相当于几十万元资金的优惠。 　　“这算是一种社会优惠福利了，有便宜谁不想占？”一位有房者这样解释自己不嫌流程繁琐，仍要申请自住房的原因。 　　有人攻击上述言论，“都有房子了还去占坑，这是什么心态”。 　　吴毅说他倒是能理解，就像某种生活必需品，整个市场价格都差不多，突然有一家打七折，那自然大家都想来买，“何况人家也确实符合政策规定，算不得钻空子”。 　　不过，面对越来越多的摇号政策，社会似乎已发展出来一种应对的模式——既然大家都摇，我也参加一个，至少不亏。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就说，发端于彩票业的摇号背后其实是碰运气心理，如今被泛化到经济社会的很多领域。 　　他认为参与资格宽泛导致的中签率低，会让老百姓“见队就排”，助推人们对公共资源提出需求，增加社会治理成本。 　　虽然希望渺茫，吴毅评价自住房摇号政策仍然说要赞：“过去的保障性住房，根本就是把我们这些没有北京户口的排除出去了，连中彩票的资格都没有，现在至少还有这个机会。” 　　公平性争议 　　去年11月，170多万人申请车牌摇号者，18415万摇中，中签率1.06%，创下历史新低。同月，面对久摇不中的怨声载道，北京市调整了车牌摇号政策，摇号逾24次不中者几率翻倍。 　　王宇看到了这条消息，但他没有点开——自从一年前摇中之后，他很少再关注车牌摇号的新闻。 　　事隔一年后再让他评价北京的车牌摇号政策，与当初每次摇号后失望地跑到论坛里与其他人一齐吐槽骂人的时期不同，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怎么说呢，我觉得摇号还是最公平的吧，毕竟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如果像上海那样拍卖的话，估计是很难开上车的。” 　　不过，王宇仍然不时从周围久摇不中的朋友那里听到抱怨，这些人中即使是最理性的、深受交通拥堵之苦能够理解北京限车政策的，也难免会对如今对需求不加区分“绝对公平”的摇号颇有微辞。 　　“形式上很公平，其实细想还是有其他不公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对法治周末记者举例说，有些人会想，为什么过去有钱能买车，现在我有钱了却不能买，这是不是一种不公平？ 　　一位网友就怒气冲冲地在论坛里驳斥摇号公平论：“最大的不公平不在于摇，而在于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不摇就开车？某个时间点之前买的就可以一直开，没买的，就可能永远开不了？这是什么道理？” 　　与论坛里许多渴望拥有自己第一辆车的摇号者一样，这位网友说，如果真的要公平，那应当让车随便买，牌随便上，如果真要摇号，那就每月摇号产生可以上路的车辆，这样才公平。 　　薛澜说，摇号政策产生的背景，其实是公共资源的稀缺性，加上民众对政府在分配资源过程中的公平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城市人口急剧增加，使得住房、交通、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不堪重负，这种情况下，如何决定将资源分配给谁？如何决定谁能先享用资源？ 　　如果用传统的单位分配、领导画圈方式，很难避免暗箱操作甚至权力寻租，通过机器随机性地派位，确实可以解决公平性的质疑。 　　“某些情况下，摇号是当下这个阶段管理部门对公共资源分配难题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政策初衷可以理解。”薛澜说。 　　毁誉参半 　　同样实行摇号政策，车牌指标和保障性住房受到的关注度截然不同，前者也受到更多的非议。 　　薛澜认为，这是因为住房改革这些年来，住房已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解决，保障性住房只是作为一种特殊情况存在，而自车牌摇号之后，买车已没有其他可替代性的途径了。 　　面对汹涌民意，北京市也一直在调整政策。除了缩减指标、加大长期摇号者的中签机率之外，早前出台的细则甚至针对此前实务中出现的虚假诉讼套取车牌作了应对。 　　在车牌摇号第一年实施时，就被钻了漏洞。媒体曝光称，北京有中介联合4S店、河北永清县法院工作人员，利用虚假诉讼规避摇号，违规过户车牌。 　　具体做法是，买主交一笔钱给某4S店的工作人员(当时一般是十几万元左右)，该工作人员再找到有门路的中介(中介手中有大量的二手车)，中介再找到相熟的关系，制造原车主与买主之间的债务关系，经法院判决以车抵债。这样，车牌就能够合法地转移到买主名下。 　　北京次年出台的细则就规定，如果没有摇到车牌指标，即使通过法院裁判取得车辆，也不能在北京办理登记并过户到自己名下。该细则的出台在当时一度影响了车辆的司法拍卖。 　　今年4月，北京市交通委委员容军在一次作报告时回应外界对摇号政策的关注说：“我也摇了一年多的号没摇到，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摇号工作是很公平的，桌子底下的事儿没有。” 　　容军的话音刚落没多久，有官方消息确认，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原局长宋建国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有媒体引用消息人士的话称，宋建国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在购车摇号中，存在徇私舞弊行为。 　　早在去年年底时，就有媒体报道称宋被调查，后北京市公安局连发两条微博澄清称消息不属实。未及半年，宋被调查的消息得以确认，关于车牌事宜舞弊之传说再次引发广泛关注。 　　在薛澜看来，在对摇号政策众多的猜疑中，有些可能是有依据的，可能确实存在监管不够的情况，有些也可能只是一般性地对政府不信任。 　　虽然认可摇号政策的初衷，也认为应当根据不同的资源种类、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来确定不同的资源分配方式，但薛澜仍认为，摇号是效率最低的一种。 　　像上海，很早就实行车牌拍卖，抱怨的声音反而没有那么大，拍卖的收入可用于补贴公共交通，使开车的人对消耗的社会资源有所补偿，此外也为那些急切需要使用汽车的人提供了一种获取途径，而不是纯粹的听天由命。 　　“有人认为市场配置资源就一定导致不公平，这是一种误解。并非什么东西不要钱大家来分它，就是好事。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不可能凭空获得这些资源，怎么把它用得更有效，才是大家更应该关心的。”薛澜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吴毅、王宇为化名)【法治周末】 分享本文？点击右上角…可分享到朋友圈。 订阅法制日报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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