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沟里的留守儿童足球队：进城唯一“通行证”

　　一座座金灿灿的奖杯经由黑暗漫长的穿山隧道，被送到这所偏僻的山区小学，摆满了两张桌子。 　　这些奖杯几乎成了这支留守儿童足球队走出莽莽大山、进入城市唯一的“通行证”。 　　可足球不能替代父母，这群留守儿童宁可不走出大山，不去“大重庆”读书，也希望和父母在一起。 　　从重庆北站搭乘动车，要经过1个多小时手机信号全无的路途才能到达石柱县城，而那里距离三河镇小学尚有6公里山路。 　　渝东褶皱的山脉将它与直辖市重庆的热闹分隔开来。山沟沟里的三河镇小学与外界最大的联系，是全校近1000名学生中，60%学生的父母常年在大山之外打工。 　　在这个偏僻隔绝、以留守儿童为主的学校，最闪耀的是一支女子足球队。 　　一座座金灿灿的奖杯经由黑暗漫长的穿山隧道被运到这里，挤满了学校会议室前侧的两张矮桌。最“名震山外”的一次是去年11月，足球队在重庆校园足球联赛市级总决赛中夺得冠军。 　　如今，这些奖杯几乎成了她们走出莽莽大山、进入城市唯一的“通行证”。今年毕业的10名校队队员全部被重庆市区的初中看中，进城上学。 　　六年级（1）班的陶思芊也是其中的幸运儿之一。只是，面对为她骄傲的校长，她犹豫着咽下了自己的秘密。 　　一个人，一只球 　　下午3点，放学铃一响，等不及老师宣布下课，陶思芊已经在课桌下开始了小动作——把堆在脚踝的足球长筒袜拉到膝盖下方。 　　这是她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 　　当校园渐渐空下来，蝉声覆盖住嬉闹声，就到了三河镇小学足球队每天放学后雷打不动的两小时训练时间。 　　这是一块由深浅间隔的人工草地铺就的7人制足球场，却要供120个学生分享。由于“人多地少”，低年级的“小不点”基本上只在球场外围活动。女队高年级组的队员也时不时要在一边候场，等待教练魏小光的一声“换人”。 　　对陶思芊来说，无论是空间有限的场地，训练用的“打气都能爆炸”的劣质皮球，还是松松地挂在球门上、被磨得起毛还破了几个大洞的球网，都不会让足球带给她的快乐打上半点折扣。 　　经过1小时的训练，她的脸颊像烧红的炭，头顶仿佛蒸腾着热气。她像男队队员一样，拧开矿泉水瓶盖，往脸上抹了一把水。 　　陶思芊很享受抬脚、一记劲射、进球这种“很爽的感觉”。她也很享受3人一组传球练习时，和搭档马诗彤、马灵巧，偷偷用“马大姐”“陶大姐”称呼对方，这足以让几个小女生笑个不停。　 　　这是一支“色泽鲜艳”的队伍。训练的时候，大家从一堆五颜六色的球衣里随便选一件来穿，红色、黄色、蓝色，印着不同赞助商和相同的“三河镇小学”字样。 　　当全身汗湿得就像从水里捞起来的她们踏出校门，就回到留守儿童的底色中来。 　　一墙之隔的校外，卖炸洋芋和关东煮的小车已经收摊，路上空空荡荡。除了学校隔壁的两三家小卖部，学校所在街道上的一排商品房一楼店面都关门大吉。无论是“家具城”还是“大药房”，紧闭的卷闸门上都写着“店面转让”。　 　　“与其背井离乡去打工，不如回家做天街房东”的广告牌显然不能挽留住三河镇人的脚步。球队里大部分人的父母都在外务工，马灵巧、马诗彤都和奶奶一起生活。 　　从学校往西走500米，路边一幢两层的小楼就是陶思芊的家。从一楼房檐伸出来的遮雨棚，让没有开灯的一层看上去像一个黑咕隆咚的洞口。 　　如今，陶思芊独自一人生活。她的父母在石柱县的另一个地方修路。在这份工作之前，爸爸不定期地去湖南等地做建筑工人，妈妈在县城卖过鞋，也在家经营过小卖部。 　　生活中，这个12岁的女生像在球场上一样动作麻利。早上闹钟一响，她起来做面条、蛋炒饭，端出冰箱里的咸菜。吃完收拾妥当，踮着脚把擦桌子抹布挂好。 　　在踢足球之前，陶思芊喜欢画画和看电视。 　　如今，她用足球打发在家的时间，一楼的墙壁上布满了足球的印子。在电影明星Angelababy之外，陶思芊又把葡萄牙足球运动员C罗作为自己的偶像。她在学校图书角的一本杂志上读到了C罗从小在艰苦的环境下练球的故事，杂志上说，C罗小时候就拥有自己的球场，那是水泥地的大街。 　　陶思芊从没看过她的足球偶像的比赛。如火如荼地举办着的欧洲杯，也走不进电视频道有限的大山。 　　洗完澡出来，她换上第二天要穿的球衣钻进被窝，期待早晨的到来。 　　这些飞来飞去的劣质足球，正是孩子们走出大山的“吉祥物” 　　如果不是赶上了“好时候”，陶思芊也许会发现自己跟C罗多了一个共同点——在水泥地上踢球。 　　两年前，学校还没有球场。学生从水泥地上跑过去，总是带起尘土飞扬，而且一摔就是一身伤。校长孙晓鸣承诺，一定给大家修一个足球场。 　　建场地需要将近50万元，这是一个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的乡镇小学不可能拿得出的数目。孙晓鸣到石柱县体育局和教委“到处要钱”。东拼西凑钱也不够，孙晓鸣最后赊着工程款开始动工。球场建成两年后，钱才付清。　 　　孙晓鸣是球场边最忠实的观众。有时候看得急了，穿着西装裤和皮鞋的他干脆冲上场去，踮起小碎步给学生示范带球技术，不顾腰间的钥匙串叮当作响。 　　球场边很少有家长“啦啦队”。五年级的马诗彤在球场凶狠拼抢的时候，她的爸爸正在1700多公里外的浙江宁波送快递。 　　为了偿还马诗彤爷爷去世前治病欠下的几万元钱债务，原先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跑运输的他只得和妻子到更远的地方打工。 　　土墙旁边掉漆的鞋架上放着三双踢得灰扑扑的球鞋。家门前那片一下雨就涝成池塘的空地，是她和队友一起练习颠球的地方。 　　每天早晨，当马诗彤走下水泥砌出的100多级歪歪斜斜的台阶去上学时，她爸爸已经开着电动三轮车在宁波的大街小巷穿梭。 　　马诗彤的爸爸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每周日晚上，他和马诗彤视频通话10多分钟。 　　马诗彤早就习惯了家长的缺席，这个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孩在球场上是严防死守的后卫，平日里也寡言冷静，想爸妈的时候不会哭。 　　好不容易有一次，爸爸恰好从宁波回家办事，在被学校老师叫去开会的时候，顺便在训练场边站了一会儿。 　　这一站，让这个有点酷酷的女生乱了阵脚，她觉得高兴，可心里咚咚地打鼓。脚一偏，传飞了好几个球。 　　在老师眼里，这些飞来飞去的劣质足球正是孩子们走出大山的“吉祥物”。 　　2012年，当过12年体育老师的孙晓鸣调任三河镇小学校长，他便决定把足球作为学校的发展特色。 　　在他看来，篮球和排球对身高有要求，而农村孩子个头普遍偏矮。足球是一项低门槛的运动，不需要多少器械，场地大与小都可以动，便于普及。他还把女足选定为学校的突破口。“农村孩子能吃苦、体力好，容易培养出好苗子。” 　　在这所没有师资开设英语课的学校，找不出一个懂足球的老师。 　　学校里没有足球，孙晓鸣又去教委要了2万元钱，20元一个胶皮球买了1000个，让学校里人人有球踢。就这样，2013年4月，三河镇小学女子足球队“凑合”着成立了。第二年，男子足球队也“马马虎虎”组建了起来。 　　“重庆的房子都好高好高！” 　　踢球后，四年级的守门员丁小娟觉得自己变瘦了，短发的后卫马诗彤觉得自己“更凶了”，一群害羞的乡下姑娘都感觉“活泼多了，话多了”。 　　当然，最大的共同点是变黑了。褪下足球袜，会看到她们结实的小腿都分成了黑白分明的两截。每个女孩都顶着一张黝黑的脸，除了有虫斑的地方一块块泛着白。 　　跟她们一起变黑的还有教练。 　　4个教练每天早上6点半就到学校，在第一节课前训练1个多小时。下午风雨无阻地训练2个小时。 　　这些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几乎没有物质报酬。教练每天只拿20块钱的补贴，“就是一个喝水的钱”。 　　女队主教练魏小光的妻子没有工作。为了赚些外快，魏小光开了一个茶摊。每天下午训练结束后，他骑摩托车从学校回到在县城的家，还要在茶摊忙活到凌晨一点多才能休息。遇到足球队有晨训的时候，他只能睡三四个钟头。 　　带学生参加夏令营活动的时候，魏小光一走就是一个月，还得花3000块钱雇人帮忙料理茶摊生意。妻子嘴上抱怨着“儿子都不认识他了”，一转头帮他买好了十几个孩子的车票。 　　在魏小光的眼里，这些农村孩子肯吃苦，不娇气。女孩最开始一天哭两三次，到现在很少有人哭。有的人摔破了膝盖，眼泪流下来，“头一甩就忘掉了”。 　　2014年4月，球队首次出征，参加县里的小学生女子组比赛。没有拿到名次，后来一打听，全县倒数第二名。 　　短短一年后，她们就取得了石柱县校园足球小学组冠军，还要去“大重庆”打大比赛。 　　在重庆，她们以“11∶0”“8∶0”“6∶0”等等大比分优势一往无前，最后一场决赛让对手进了一粒球，顺利升入全市小学的决赛。 　　第一次穿过大山到重庆主城区打比赛时，陶思芊和队友们激动得一路都在叫嚷。 　　“重庆的房子都好高好高！” 她一下子把手举过头顶。队员们都把去市区称为“去重庆”，好像自己的乡镇并不属于这个行政范围。 　　对于生活在三河镇上和附近山里的她们来说，那里到处都是“好玩的”。 　　第一次吃到自助餐，孩子们觉得非常新鲜。“餐厅特别大，有好大一块区域都是各种各样的菜！”自己在家时，陶思芊的选择只有门前小花圃里种的白菜、黄瓜和葱。作为几次比赛的奖励，她们还参观了动物园和科技馆。 　　让陶思芊震撼的还有主城区学校的球场，进行5人制比赛的时候，它居然可以分成两个场子同时用。踩在这样的绿茵场上，她的腿不由自主地发抖。 　　出现这种情况的不止她一个。魏小光看到，有的队员平时明明训练得很好，到了场上动作却拉不开。还有孩子到了之后一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比赛时没精神。 　　他完全理解孩子们的心情。“要是我到北京，肯定也紧张。”末了，他又补充一句，“当然，我也没到过北京。” 　　时间久了，当对“大重庆”越来越“无感”时，这群“野孩子”就所向披靡了。 　　“你们不在的时候我一个人不也照样生活！” 　　在球场，总有一条无形的线划开了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城里孩子的腿“白得就跟萝卜一样”。 　　还有声势浩大的市区小学的观战亲友团。“就跟高考似的，又是送水，又是红牛。”家长们拉着横幅，喊着口号，彩旗飘飘。 　　三河镇小学队这边总是孤零零的。 　　最得意的一次比赛，人如其名的前锋马灵巧连进两球，赢得了观众一片掌声。她高兴极了，咧开的嘴唇怎么也包不住上翘的门牙。 　　喝彩的场外观众里却从来没有她的父母。在重庆拿了市区总冠军之后，她晚上到家，兴高采烈地给爸爸打电话，只能得到一句抽象的夸奖：“你们还挺凶的，都踢到重庆去了！” 　　事实上，不光是比赛，她甚至没有过一次有父母陪伴的生日。出生6个月时，爸爸妈妈就把她和大她9岁的哥哥托付给爷爷奶奶，外出到浙江温州的绣花厂打工。 　　12年来，他们只回来过两三次，已经吃不惯老母亲做的家乡饭菜。平日电话里，做父母的最担心女儿的安全，总是反复叮嘱她注意用电、上学路上小心过河、要听爷爷奶奶的话。他们注意到，女儿踢球以后身体变好了，不像小时候那样经常肚子疼了。 　　马灵巧的爷爷还住在山区老家守着庄稼，每个月奶奶都要回去几天帮忙，那是马灵巧最脆弱的时候。从小锻炼出极强自理能力的她做饭洗衣上学都不成问题，但是会格外地想念爸爸妈妈。　 　　自从在川北医学院读大学的哥哥给马灵巧买了一只黄色的足球，她找到了一个排遣寂寞的好方法。空荡荡的客厅，成了马灵巧练球的场所。 　　今年春节，马灵巧的父母回家过年，还给她买了一件“温州最流行的羽绒服”，马灵巧却不喜欢。 　　她不想要羽绒服，她最想要的，是马诗彤的那种智能手机。 　　她拥有的那台奶奶给买的旺旺仙贝大小的手机，只能接打电话和收发短信，不能上网也不能储存照片。这一点让她十分介意，因为她常常想着想着爸妈就想不清楚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　 　　在家度过的一个月里，爸妈偶尔因为卫生习惯数落她两句，马灵巧扭头就不理人了。第二天起来吃早饭，她突然撂下一句：“你们不在的时候我一个人不也照样生活！” 　　听着这话，爸爸觉得心里被刀子扎了一样刺痛。 　　这位40多岁的父亲说，“不到1岁我们就把她扔到一边，她觉得陌生、不认识你，那你能怎么办？” 　　有些让他宽慰的是，马灵巧越来越懂事。有时她夜里打来电话，正赶上夫妻俩在工厂加班，女儿会说，“你们也是不容易”。 　　“她现在能理解，这是形势逼人，逼着离开家的。” 　　爸爸妈妈不知道的是，马灵巧还有很多秘密。体育课上被球砸肿了耳朵，被送到医院，她坚决不让班主任给家长打电话，怕“说了之后爸爸妈妈担心”。 　　在学校，马灵巧从来不向队友讲起对爸妈的想念。 　　跟马诗彤天天黏在一起玩的队友中，很多人的爸爸妈妈也常年在外打工，她们的父母在哪个省、做什么工作，马诗彤一概不知。 　　“我们一般不聊父母，”马诗彤说，“都聊一些开心的事。” 　　“妈妈在家的时候，一切都好了。” 　　在三河镇小学，比起开足球课，更难的是召开家长会，到场的多半都是爷爷奶奶。 　　“有时候发现一个学生的自觉性下降了，或者衣服不整洁了，我就知道他的父母又出去打工了。”一位老师说。 　　每年春节后，学校会跟家长沟通，希望至少有一方留在学生身边。对着电话，有老师重复了无数次：“你挣钱也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缺憾是用金钱弥补不回来的。” 　　“我们不否定你挣钱，但是现在通讯那么方便，白天做活，晚上可以多跟孩子联系吧？” 　　尽管学校组织了足球队，放学后开设了葫芦丝、大鼓、绘画、刺绣等课外班，还推行“替代家长”。可父母的角色，无法替代。 　　在马诗彤眼里，同桌冉玉凤是幸运的。毕竟，她还有爸爸在家里。 　　冉玉凤的妈妈马德芬自小丧母，马德芬很清楚对一个孩子，没有妈妈陪伴的成长意味着什么。 　　因为没有妈妈，“来那个”的时候，马德芬手足无措地问别人该怎么办，被人戏弄和笑话了一圈，最后叔叔家的姐姐给了一张“纸”，她还不知道怎么用。 　　她有些担忧千里之外11岁的女儿。“如果哪一天她‘来那个’了，肯定也会慌张。” 　　可是，自从丈夫2010年在重庆市区修桥时从高空坠落，失去了劳动能力，养活一家老小的重担就落到了马德芬的肩上。从前在县城一个月一千来块钱的收入变得远远不够，她只得南下广东一家生产手机配件的电子厂打工，一次去好几个月。　　 　　每次出发都伴着眼泪。冉玉凤放学回来，看到妈妈已经做好了一大桌菜，开心地问：“今天干嘛做那么多好吃的？” 　　“我买好去广东的票了。”马德芬开始哭起来。 　　临行前的每一天晚上，她都吃不好也睡不好，夜里频频起来去偷看女儿和儿子睡觉的样子。由于受不了告别，她故意等到女儿上学之后自己再出发。 　　可是，在家的时候，马德芬也总是自责不是一个好妈妈。女儿很小就勤快懂事，6岁多就学会自己洗衣服，上学也没让她操心接送过。生活压力太大了或者跟丈夫冷战了，她还是忍不住往女儿头上撒气，转头就训斥，“做作业这么不认真！”看到女儿把自己的房门关上，她又心很痛，反省自己不应该这么凶。 　　她还觉得自己“说话不在点子上”，这让女儿有事也都是闷在心里，不愿意跟她讲。 　　同样不讲的还有女儿对她的思念。每次一家人视频聊天，哭得最凶的都是马德芬，女儿不时走出镜头范围，没有在她面前流泪。 　　而在学校里，冉玉凤从妈妈生日前十天就开始忍不住告诉同学：“我妈妈的生日快到了，我好想她。”　　 　　她从过年攒下的压岁钱里拿出40元钱给自己买了一只足球。每天傍晚在房前屋后玩抛球和颠球。 　　今年过年回来的时候，马德芬赶上看了一场女儿的足球比赛。在台下狂喊加油的她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一看到女儿“跑得挺快的”“很有精神”，就特别兴奋。 　　“我自己没有什么文化，只希望能养大孩子。”一天学都没有上过的她有些愧疚从不能指导女儿做作业，“踢球和读书都还是要靠校长”。 　　女儿冉玉凤从没有告诉她，她内心给妈妈打了高分。妈妈给自己做饭、洗衣服、关心自己，已经让她觉得很幸福。 　　“妈妈在家的时候，一切都好了。”冉玉凤露出浅浅的酒窝。 　　走出大山！ 　　对于冉玉凤这样的低保户家庭，校长孙晓鸣格外关注。他希望冉玉凤的父母一定要坚持供孩子读书，不要把她当成劳力来使用，“要不然一代一代的只会永远受穷”。 　　让孩子不再重复自己的生活，这正是马德芬的动力。　　 　　在闷热难耐的厂房里上班的时候，她最大的期望就是自己的两个孩子以后成为“有文化的人”，能够坐在装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凉快。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她必须努力挣钱供他们上学。 　　哪怕对工作手套过敏的手指已经开裂化脓，她也忍着痛不请假。而就算一个月一天都不休息，她最多也只能拿到4000多元钱。平日里，马德芬“花一分钱都要想半天”，在工厂饭堂吃1块6一两的剩菜。 　　“这就是农村孩子的命。”35岁的她说自己头顶上已经全白，有的时候连气都喘不过来。 　　“万一，我女儿就改变命运了呢？”她转念一想，不由得高兴起来：“那我肯定整晚睡不着，做梦都要笑醒！” 　　马灵巧的父母也希望女儿“读出来转为城市人口”，拿稳定的工资，“淘汰打工的身份”。　　　 　　这对从1993年开始背井离乡打工的夫妻说自己“打怕了”，却还不能停下来。这边老板给发工资，转头就得给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发工资”。“等他们不需要找我拿钱了，我就能退出江湖。”马灵巧的爸爸说。 　　初中没读完就辍学的他和小学文化的妻子如今都做到了车间领班，夫妻俩每个月加一起也只能挣六七千元。 　　他们希望儿女“有自己的能力去找钱，不要像我们这么大年纪还要卖苦力”。　　 　　马灵巧刚开始踢球的时候，他们还顾虑会影响学习，反对了一段时间，直到女儿的成绩稳定在班里前两名才稍稍放心。 　　他们并不了解，通过踢球，女儿也许能踢开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 　　今年6月，包括马灵巧、陶思芊在内的六年级毕业班的10名队员被重庆市第三十七中学校和西南大学附属中学选中，她们不仅不用交纳跨区择校的高价，还有可能申请到一定量的生活补贴。 　　马灵巧爸爸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不是骗人的？”托儿子在网上查了一番之后，他的心才定了下来。 　　陶思芊妈妈也非常支持。一直生活在石柱县内的她说不出具体的所以然，但是相信“能走出去那肯定不一样”。 　　陶思芊是她的第三个孩子，在享受二孩政策的土家族属于超生的一个。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夫妻俩考虑过把她送人，并联系好了一个自称来自北京的买家。 　　哭了一整夜之后，陶思芊的妈妈又改变了主意，第二天天还没亮她就让丈夫把女儿抱了回来。后来回想起这件事，她对女儿说，“要是那时候叫人把你抱走，说不定你就在大城市生活了。” 　　马灵巧和陶思芊多次在班会课上、摄像机前用普通话字正腔圆地演讲：到了更好的环境会好好踢球，将来成为专业的足球运动员，为国争光。 　　足球带给孩子们一条出路。只是，“娃还小，不知道珍惜”。教练预言，5年以后，等她们再长大一些，就会明白这段人生转折的重要意义。 　　趴在自己家的窗前，马灵巧垂下睫毛，轻声嘟囔着舍不得奶奶。 　　“其实我不是很开心，”陶思芊听到可以进城读书的消息后，心事重重，“我妈妈生我的时候42岁，现在已经50多了，我想多陪在她的身边。”（陈轶男）